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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孤:纪念习仲勋,平反高岗吧-墙外楼

  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父凭子贵,人们高调歌颂习仲勋老先生。今年恰逢习老先生诞辰一百岁,许多地方都纪念这位革命元老。

  我是赞成纪念习仲勋先生的,不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老子,而是因为习老先生名声确实不错,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得住脚。他在胡耀邦遭到错误批判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也能够支持赵紫阳,反对出兵镇压。虽然他的立场和坚持并没有改变什么,但却是难能可贵的。从这方面说,习老先生人品不错,与薄熙来的老子薄一波的人品相比,一个是天,一个是地。

  习仲勋是西北根据地的,西北根据地是谢子长和刘志丹创建的,高岗和习仲勋也都是在那里发家,担任过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论资格,高岗要高于习仲勋。刘志丹和谢子长因为老早就去世了,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只剩下高和习。这两个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五马进京,都调回了北京。高任职比较高,担任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地位与总理相当。而习仲勋的地位则要低得多,任中央宣传部长,政务院秘书长等职。

  但共产党内斗争向来残酷,高岗的高位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我看高岗,其实是个粗人,受老毛利用,反对刘少奇,但他怎么会是毛刘对手呢?结果刘没有被斗倒,高却被毛抛出来了。这家伙又想不通,最后自杀。

  高岗的下台和自杀也给习仲勋惹了祸,后来发生的小说《刘志丹》被认为是替高岗鸣冤,习仲勋因此而受到牢狱之灾,一十六年哪。

  可是,后来什么人都平反了,就是高岗饶恕石没有被平反。据说是当时邓小平的阻挠和陈云的阻挠。邓是当年处理高岗的经手人,他当时负责找饶恕石谈话。而陈云是当时高岗落难的时候揭发高岗的,是落井下石之徒。据说胡耀邦有意要平反高饶的,结果被邓陈挡住了。

  其实那些加在高饶身上的不能平反的理由是一条也站不住脚的,可以说没有任何理由不平反高饶。而高岗的老婆李力群还活着,一直在为高岗的平反奔波,高生前的秘书也替高岗鸣冤,而高层做过调查,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不能为高饶平反。最大的障碍就是邓陈当年的言论。

  现在邓陈都死了,我看是没有理由不纠正高饶的案子了。我在三年前写过一篇文字《高岗和习仲勋现象》,我认为替高饶平反是有现实意义的,能够冲破对邓小平的”凡是”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拯救了中国,但邓为改革开放设定了许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最终阻碍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果不冲破的话,最终会扼杀改革成果。

  现在习仲勋的儿子当政,条件是有了,小习应该学习老习,拿出老习当年拍桌子的勇气出来,大胆地冲破对邓小平的凡是论,拿高岗这个案子做突破口。

  有人说,因为高岗和习仲勋的历史渊源太深了,习近平应该回避。我看不能回避,我觉得在纪念习仲勋本人的问题上,也许习近平应该低调,应该有所回避,但在平反高岗的问题上,习近平应该拿出勇气,其实我看这是历史赋予习近平的一种责任,他应该做的。

  高岗和习仲勋都是西北根据地的老人,论资格论贡献,高岗远在习仲勋之上,没有理由只纪念习仲勋而忘记高岗的。况且高岗的遗孀还活着,应该乘她还活着的时候给老人家一个交代,不能够只闻新人笑,不顾旧人哭啊。

  在历史上,习仲勋没有和高岗切割,也没有办法切割,为了高岗而做了十六年大牢,现在条件成熟了,没有道理不洗清这个冤狱的。所以,单单纪念习仲勋是不够的,应该洗清他那十六年的历史,应该把高岗饶恕石的冤案平反。

  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西北人应该帮西北人,大胆平反冤假错案,还高岗清白。

  再说,就这个高饶反党集团来说,高和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时,都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形成不了什么集团的。饶恕石是个不粘锅,人缘不好,现在也无后,是没有人替他鸣冤的了。但不能因此就让人家含冤于九泉啊。

  胡耀邦当年大胆平反冤假错案,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现在,我看薄熙来倒了之后,在重庆打黑阶段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起来十分艰难,问题出在哪里?我看就出在中央上层,现在的领导人既没有勇气,也没有热忱,不愿意捅娄子,不愿意揭盖子,只愿意捞银子,只愿意混日子。这是要不得的。

  所以,现在的习近平,要纪念你的老子习仲勋,最好的纪念就要拿出你老子的勇气出来,大胆的干,该捅的娄子要捅,该揭的盖子要揭。只有敢闯,敢干,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德孤,万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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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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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讯】据《新京报》报导,最近北京、广州、天津等地多家银行已暂停房贷业务,一些银行虽未停贷,也纷纷取消利率优惠和上浮利率。这不是个别地方的银行行为,而是全国性的,这本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巨大信号,但却似乎被大大的忽视了。

  由此,想到了沪市6000点时的情景,一切利空被投资者无视,一切利好被投资者过分解读。银行停房贷,如此巨大的房地产利空消息,竟然显有解读的,这倒让我十分的诧异,有意还是无意?

  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是维系房价的三驾马车,而其中的银行又是中枢环节,现在,银行不玩了,要先行撤离,没钱助推,真想不出现在高高在上的房价,靠什么去支撑。如果说房地产商对此不敏感,我肯定是不相信的,但依据过去老经验并心存侥幸的地产商,也肯定不会是少数,而刻意制造利好消息时不时见诸媒体,恰恰说明了房地产商其实已很心焦。

  十一长假期间,出了条扬子晚报记者消息,南京有5家楼盘选在长假前一天晚开盘,有的楼盘选房持续到次日凌晨。有3家都是直接〝夜光〞,另两家分别售出7成和八成以上。而细心的阅读者却发现,配发的照片中的所谓人头攒动,很可能张冠李戴做了手脚,南京十一本应是温暖的日子,照片中的人却都穿着厚厚的冬装。更升级版的是,〝给开发商送礼才买到房、置业顾问劝客户别来买房、开盘不〝日光〞才是新闻〞这种的语句,都出来公然招摇过市了。

  房地产市场的坐庄拉高放假消息炒作,比之中国股市更甚,用不了多久,一大批今天疯狂买房的投资者,会在明天走上疯狂〝维权〞的道路。

  关于房价预判说涨说跌都应包容参鉴,但有三前提,一是因良知和真知发声还是受人利益发声;二是出发点是偷换概念卖狂炒作还是发自内心真纯研究传导;三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者,应该研究房价对经济和民生的大利弊,不能只当行销员图谋自己的小私情。所以,对这类人和这类观点,需要更多的理性辨识。

  近十多年的房地产大开发,银行无度放贷功不可没。十年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扩张了5倍,作为超长期贷款的房贷,沉淀并冻结了大量银行资金,到现在银行资金周转不灵矛盾已愈加凸显,早在8年前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就表示:〝中国房地产企业70%的资金来自银行,房地产已经’绑架’了银行。〞

  本届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是〝只做不说〞。10年来往届政府出台了40多个房地产调控政策,房价却在10年中不断上涨了10倍。本届政府紧紧把住钱袋子,实施的是没有调控的长远调控。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反腐败公示官员财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放开流转等阻力大,就先不断放风,而把落点放在金融上挤压房地产这招上,再坚持半年,它定比4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都管用。

  在李克强总理〝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大政挤压下,大量压缩房贷也已是银行没有办法的办法,谁早出手谁主动,后知后觉的,可能成房地产销售公司,将会为大批抵押房屋如何出手大伤脑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以提高经济增长品质和效益为立足点。〞同时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房地产表面上是房屋多寡和房价涨跌,因其已绑架国民经济,实已成改革成败试金石,这块硬骨头难啃,是因里边集合了太多的利益关联阻挠。

  为提高GDP创造政绩和满足集团利益,地方政府投资和扩大信贷的冲动强烈。结果是,表面经济资料上去了,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上的更快,不得已又被迫进行宏观紧缩,很快是经济增速再放慢,财政收入减少和债务规模扩大,政府官员就再次呼吁增加投资刺激。如此循环反覆,最终导致经济大起大落、运行效率低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由于政府仍掌握了太多的配制资源的权力,而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转型障碍在于体制,消除这个体制性障碍,生存、增长才有保证。地方政府激烈反对〝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是因一旦放开流转,它就可直接入市交易,土地市场高度垄断被打破,房地产价格将由市场规律来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50%以上以土地作抵押,〝土地财政〞约占地方财政收入50%左右。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贷款或以房地产作抵押品的贷款余额巨大,房地产预期转变,必将引发连锁的信用链条破裂。银行停房贷,显然不是额度紧张那么简单,也不是什么房贷利润微薄,没有最高层〝釜底抽薪〞的决心,银行是不会自己抛弃房地产的,而这种〝釜底抽薪〞,最终比说服地方政府抛弃〝土地财政〞更有效。没钱玩了,地方政府的土地玩不到天上去,只能慢慢的回归到再接地气。

  银行大面积停房贷对真正的刚需绝对是好事,没钱买房大部分房款靠借钱去买,很多借钱买房者完全超越经济可承受能力,并透支几十年的收入,真的借不到,反而踏实了,更多人借不到,并走出房奴的意识束缚,房价自然也会踏实下来。有价无市的房市,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其他城市。

  让刚需如此勇猛的支撑理由,如果真是现在不买将来越来越买不起,一代青年干了几十年还买不起一套房,这样的人生和社会,一定是人间地狱,必须得到纠正,政府不纠正,就会有革命来纠正。

  中国房地产的冬天真的来了,狼的故事是一定会应验的,这方面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不少,观点是前后连贯的,时间会一步步诠释即将发生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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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是其中一名被薄熙来打成”黑老大”而流亡海外的地产商。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代被认定”涉黑”的重庆俊峰置业有限公司人士日前透露,2012年以来,重庆警方已陆续返还”打黑”期间查抄的企业公章、资金。

  与此同时,庆隆屋业董事长、重庆希尔顿酒店股东彭治民的资产今年6月也被返还。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2年9月30日,俊峰置业管理层从警方拿回企业公章。2012年底,被冻结一年多的两家企业的主要账户解除冻结,而两亿元资金也被返还。

  2011年5月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曾担任该专案组负责人。

  王智是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心腹。2012年8月20日,合肥市中级法院对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在薄谷开来杀人案中徇私枉法一案做出一审判决,王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10月,李俊及其实际控制的重庆俊峰集团多名职工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涉黑问题逮捕至2011年12月,俊峰 集团及下属企业中的20人被判刑。

  该案由于李俊在案发时前往海外,因而成为重庆”打黑”浪潮中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案件,其相关申诉也被法学界人士认为最有可 能获得司法系统重视。

  但在企业经营权全面回归的同时,李俊案相关申诉却迄今无任何进展。”申诉材料送过去,也接收,但既不表态立案受理,也不说不受理。”

  李俊亲属称,最大的进展则是,近期有亲属接到法院来电询问申诉材料递交情况,但相比于法院约谈李庄,他们的这点申诉”进展”似乎仍不足乐观。

  薄熙来从2007年底开始率先开展了”打黑”运动,他倒台后,打黑受害者开始站出来指责这场运动涉及酷刑和诬告陷害。

  在薄熙来被指”严重违反党内纪律”遭免职后,这些指控便陆续出现。

  薄熙来在重庆当政期间推动了”打黑”运动,并主要由他当时的亲信——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行。在重庆”打黑”期间,数千名黑帮分子、富商、警察和地方官员因涉黑涉贪而被判监。

  由于李俊在俊峰实业事发时前往海外而幸免,事实上,李俊在2010年10月”出逃”之前,已经被警方以”涉黑”逮捕过一次。

  2009年8月22日,李俊被重庆市警方以涉黑等罪名追逃通缉,同年12月4日被抓捕,三个月后释放。而至今通缉李俊的命令仍未撤销。

  李俊接受BBC专访时表示:”他们为了迫使我招供,将我严刑逼供了超过40小时。我不能进食和如厕,如果我不同意,他们便以笔杆子刺我。”

  他表示,他被迫使招供为黑帮的一份子,并承认从事贿赂、贪污和非法支持宗教组织等。

  他说:”他们打我巴掌、踢我、并用烟灰缸打我。”

  李俊在支付”罚款” 几个月后获释,后来逃出重庆。

  他表示:”薄熙来和王立军一直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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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2013年10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汪成骞综合报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其同党周永康,用外界的话来形容,则处于最后围剿阶段。所以有消息人士向海外媒体透露,称周、薄的处理都已经不是问题。目前习近平正在尽快搭建自己的班底。

  薄熙来被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在薄案上诉有效期限内薄提出上诉,由此薄案进入二审。在官媒通稿里,忽略了薄熙来提出上诉和山东高院开庭的具体时间,凸显当局有意淡化此案。

  薄案庭审期间,中石油包括蒋洁敏在内的5位中石油高管很短的时间内落马。近日大陆媒体报导,中石油或者要被拆分,或者要被重组。示意周永康在中石油的势力被〝围剿〞后,〝围剿〞之势再向政法系统蔓延。现任特务机构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及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三人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先后传出。

  因此,有消息人士向海外媒体透露,今天习近平脑海中所考虑的,〝包括周永康、薄熙来都已经不是问题。习现在要做的,是如何从中央到地方层面,多选拔一些自己能用、可用的人才,如何尽快搭建班底。

  其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习曾对外界称刘鹤对他很重要。因此刘鹤也被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

  报导还称,习近平的大学旧同学兼室友的陈希、中办副主任丁薛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以及可能将调入中央,进入文宣系统的黄坤明,也都被一些观察家看作是习近平的重要心腹,因此他们都将有助于巩固习在中央的权力。

  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五人之中的刘鹤,没有在地方主持工作的经验,也凸显当下习近平无人可用而又急于用人的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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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德里——在一个根据各国公民旅行自由程度进行的全球排名中,印度跟它的一些南亚邻国,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排在了非常靠后的位置。印度公民可以免签证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只有52个,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列排在第74位。

  不过,可能让印度稍感安慰的是,其更大、更富、更强的亚洲邻国中国,排名还低于印度,跟喀麦隆和刚果一起排在第82位。尼泊尔是唯一一个允许印度人无限制入境的国家。

  芬兰、瑞典和英国在这个排名中占据了前三甲,其公民最多可以免签证进入218个国家中的173个。排名垫底的4个国家先后是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和阿富汗。阿富汗人面临着只能免签入境28个国家的耻辱。

  这个排名是亨氏顾问公司(Henley & Partners)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合作发布的,前者是一家办理国际居留权和公民权规划业务的公司,后者是全球航空公司行业协会。“要求签证与否,显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亨利顾问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印度现在的排名较2010年时已经略有改善,当时印度公民只能享受50个国家的免签入境待遇。

  几个月前,英国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印度游客可能必须缴纳3000英镑(约合人民币29300元)的可返还保证金,才能获得英国签证。英国将印度列入了“高风险”国家,这类国家还包括孟加拉国、加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但是,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说,“仍在研究”该提案,而且它只“适用于签证规则明显可能遭到触犯的少数情况”,这大大缓和了印度人的担忧。

  “我认为印度排名较低,主要是经济参数使然,”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所长D·萨巴·钱德兰(D. Suba Chandran)说。

  “印度人是逾期居留的大户,而且南亚国家也被视为移民输出地,”钱德兰表示。

  他还指出,印度签发和登记签证的情况同样糟糕,这也可能妨碍了互惠待遇的建立。

  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在一篇论文里,他谈到了各国如何使用签证上的限制,来控制人口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流动:

  “越穷,越不民主,越容易遭到武装政治冲突威胁的国家,越有可能遭遇针对其护照持有者的签证限制。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是恐怖活动的主要犯事者,该国也会遭到这种对待。”

  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有9个是欧盟成员,唯一的非欧盟成员国是美国。在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进入了前20位,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则紧随紧日本之后。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排名非常靠后,比如埃及和伊拉克,比印度还低上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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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浩

  九月,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在中石油期间贪腐而被拿下。近些年来,石油系统的高管出事几乎可以用接连不断来形容。经过30多年改革和相伴随的反腐,监督比过去已增加不少,但为啥还是挡不住这些人前腐后继、抱团作案?思考下来,我觉得问题的根子在于我们违背经济规律从政治上对国企进行定位,这种定位使国企尤其是央企处于垄断地位并获得超经济的特权,这益发强化了内部人控制而使监督难以实现。

  国家的战略产业几成腐败产业

  蒋洁敏以及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都是中石油的主要领导,而且都曾经是中石油内部最重要资产的掌门人。本来这几位在我国石油队伍中大概是万里挑一的能人了,承担着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使命,结果也禁不住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拿着钥匙反倒成了贼,而且是家贼。这样一种现象不能不说有制度原因的必然性。

  这个窝案之腐败,早已不是受点贿、贪点钱那么初级。他们在从事石油业务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制造和生产腐败,二者已经水乳交融。可以说腐败已经产业化,或者说国家的战略产业已经被他们弄成了洗劫国民财富的腐败产业。一些动用大笔资金的业务领域成为了腐败的操作平台,一批伺伏在平台周围由各种裙带关系建立起来承接业务的公司成为了操作工具,而其背后的财务关系就成了利益输送的渠道。一些号称低产的区块和油井外包出去之后,有的就变成高产的了。这里赚的不是简单的差价,而是腐败利益的生产和再生产。每年上千亿的工程招标和设备采购当然是一场盛宴。只要取得其采购网的入网认证,剩下的事情主要就靠钩兑。其招标过程之不规范虽屡遭批评却是置若罔闻。往往故意做高标的,甚至中标后再大额追加投资,还发生过几千万的费用竟然是用假发票和白条来充账。在国内外的资产收购中,往往也发生成倍、成几十倍地高估资产以便高价收购,很明显这是为了利益输送。如此年复一年,腐败在循环地批量地生产和获取。

  腐败之所以能够产业化,有其独特的条件。我们不恰当地把央企当作政治工具,要靠央企来保证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靠央企来引领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样一种脱离实际的定位只能收获虚幻的意识形态满足。但是有了特殊政治身份的央企实质上是排斥现代企业制度的。例如实质上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派遣的企业领导人怎么可能接受公司凤凰彩票平台制的约束,公司只是成为他的操作工具。这样的央企,内部人控制最严重。此外,我们用政治方式来处理央企的经济问题,把找油供油这样一个市场中的供给行为当作政治任务或政治使命下达,为此还投放优惠政策与特权。这样的央企包括地方国企就成了市场经济中的衙内,横冲直撞,不出事才怪。此外,由于石油系统等级森严,权力只听命于更大的权力,一把手不受监督,腐败可以轻而得手。

  中石油腐败之严重还体现在有了垂直分层的特征。指望当贼的能带出一支好队伍这种想法本身就比较离奇,上行下效才正常。大项目的招标、合作以及境外收购是由高层来做的,至于这个背后是否有系统外的政治大佬来指使也许是永远的秘密了。但二级公司以及再往下的层级也都拥有操作平台来从事腐败的生产。如低产油井的外包是各油田自己操作,前些年对民营加油站的收购是由各省的石油销售公司操作。基层也有操作空间。如冉新权当政时期的长庆油田大批过了开采期被封了口的废井由于内外勾结而被揭盖偷采,这在油田和地方是公开的秘密。买通炼油分厂或作业区的负责人,有时甚至包括看井的工人,还包括巡逻的保安大队甚至偷采之后为了运输安全的地方上的公安人员等,偷采一口井总共大约要花50万元。得手之后,当年就可以赚回来。据估计,光在定边县范围,这样的揭盖井就有300~800台,光这一笔的腐败收入就够惊人的。这是社会上多少有点钱的人干的事,而周围的村民,不少就靠偷油发财。为此也要打点油田的人,如夜里值班看井的工人,据说给上2000元,就可以把阀门拧开偷油了,有的一晚上可以偷一吨到两吨。为了防备巡逻的保安,也要拿钱买通。拿钥匙的成了贼之后,锁起门来的天下当然就成了盗贼的乐园。

  以往对于贪腐的处置,司法能否实现全覆盖取决于政治的权衡。这次对中石油腐败的处置是否沿用旧有办法,全社会都在看。高层已经表态中石油的队伍是好的。可以理解这个表态是为了稳定。但谁都知道中石油的贪腐绝对不是个别人的事。既然是老虎苍蝇一起打,抓住了老虎也还得拍苍凤凰彩票网站蝇。凡涉贪腐一概拿下,这个决心一定要下。万一局部因此而出现一些生产波动,也要相信我们可以应付得来。打击贪腐也要支付必要的成本,否则难以风清气正,顶多是暂时收敛。

  应当如何定位国企

  当今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公营经济或者说国有企业。各国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公营经济或者说国有企业其使命是为社会及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公共用品或准公共用品。因为公共用品(如道路等基础设施)虽为社会所必须,但其生产与供给不赢利或不宜赢利。私商无法做,只好由国家来做。因此国企的定位应当是提供公共用品以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保障作用。没有必要给国企附加经济之外的政治属性或目标,这样只会导致用政治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就这样乱掉了。

  当然也存在一种理论即凡涉及自然垄断的为了提高效率也实行独占型公营。我们很多央企就是由此建立的。其实自然垄断最典型的应是管网型经济,如城市给排水、油气的管道输送、光纤通讯等等。有些界限较为模糊,如资源类开发。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矿产资源类开发很难视为是自然垄断。拿中石油来讲,那些低产的片区或油井,自己开采会亏本,所以他们就外包给民企来做,这本身就打破了垄断。所以石油行业不宜视为自然垄断行业。

  国家似乎既是把石油当作战略性公共用品来看待,但同时却又把中石油这样一批央企按市场化的现代企业来要求(还要以进入世界500强为荣),并下达产量和利润指标以考核。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目标其实反向冲突。正是这个反向冲突创造了腐败的巨量甚至天量空间。贼们用公共用品的名义从国家套取大量特殊政策和特权,然后又以特殊企业的身份杀入市场,绑架政府和国民用垄断价格来支撑业绩,结果获得了垄断价格掩盖下的腐败套利。这样一种定位不改变,腐败难绝。

  光从支付的国民成本来看,这样做就很不合算。国家为了能源安全动用并注入全部产业资源来打造中石油这样一个企业,并解除了一系列作为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别的国家采油公司都要将开采量的相当一部分有时候达50%作为份额油以低于市价提供给社会,另外还要交纳昂贵的资源费用。而我们国家不但没有份额油,资源税也极低。在长庆油田每桶油开采成本高于6美金的就认为不合算而转给民企去开采了。青海油田的开采成本大概是最高的,每桶成本大约20美金。而中石油的销售却全部比照国际市场价格来卖。这中间有几十到上百美元的差价。中石油获取暴利的同时,内部的炼油厂却大叫亏损。而炼油成本到底是多少却谁也说不清楚或不愿意说清楚。09年发改委似核定了国内炼油的平均成本为215元/吨,按每吨大约为7桶计,折合每桶约为30元。这样的成本完全是可以消化的。因此比照国际价格在国内卖油是对国民财富的绑架和洗劫。2012年,中石油的营业额为2.2万亿元,利润为1153.26亿元,仅为5%左右。这么高的售价,这么低的利润率,可以去想象这里面的腐败空间有多大。本来以为用垄断央企来为国家找油供油是最经济的做法,结果整个国家却陷入被高油价捆绑的不经济。

  如果这种不经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倒也罢了,而实际却很难作肯定判断。典型如页岩气的开采,我们国家天燃气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希望中石油加大加快对国内页岩气的开发开采。但由于石油的暴利,中石油对开采页岩气缺乏动力,不但自己不积极,还要求国家出台政策不许别的企业来开采。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国家才在2012年底出台了每开发一立米页岩气给予0.4元补贴的政策。这是企业与政府搏弈的结果吗?

  中石油作为央企本应体现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可实际上,在中石油这几年的发展中与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矛盾十分尖锐,发生冲突是寻常事。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保德项目不顾环保部门的裁定连年无证排放严重污染环境。长庆油田拒不向地方交纳水土流失补偿费,连年拖欠几个亿,甚至向国务院多个部委告状,要求撤销陕西省的这项收费。作为央企,长庆油田每吨油仅向地方缴纳税费32元,而地方所属的延长油田这个数据是732元。虽然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但却并不真正代表全民利益。

  表面看来,中石油这几年完成了保供任务,国民经济的增长、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有足够的石油供应。人们往往也以此来证明国企的必要性和正面性。但实际上这种证明是不充分的。人们不妨反过来想一下,如果这些年来不采取央企垄断的方式,我们国家的石油生产和供给就会陷入危机吗?只有朝这个方向去想清楚,才能调转思维,找到正确的路径。

  中石油的案例说明,对国企职能的定位,应当就是提供公共用品和准公共用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保障的作用。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如果混在一起搞政治经济学甚至把这视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那其实是谬误,还没有跳出传统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圈套,而且遗患无穷。所以凡是要用利润指标衡量的行业,国企都应当退出。否则企业逐利的本能一定导致其经济行为变形而丧失全民属性。如果认识达不到这个程度,国企的改革就不能到位,市场经济的各种关系也不可能理顺。

  对中石油改革的若干建议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对中石油贪腐的处置,是对其进行改革的前奏。但到底应如何改革,认真起来,恐会众说纷纭。仅择其要者提三点建议:

  第一、分拆。这点大概目前是有共识的,如前所述,石油行业不宜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因此产业链上的不少环节完全可以拆分开以法人企业来独立运作,如采油、炼油、售油,管道油气输送完全可以这样做。而相互之间是一种市场关系,这样才能打破垄断,发展有益的竞争。

  第二、出资人的多元化。如果没有这一条,难以有真正的公司制。中石油虽然也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但由于没有多元身份的出资人,就没有正常的博弈,结果经营者就成了拥有莫大控制实力的内部人。对中石油这样的央企来讲,国家出资人的身份可以寻找多元的表达。社保基金应当成为央企的重要股东,同时可以考虑给各种公益、慈善基金创造持股的机会。这样做才能在所有制的属性这一根本问题上使央企恢复体现其全民属性。社保基金等作为出资人进入了董事会,央企的分红才能可能实现,也才有可能对内部人实现有效的控制。有人认为中石油的股份公司已在海外上市,股权的变更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在集团的层面操作的,用划拨的方式就能解决和实现。

  第三、回到反腐这个问题上来。出资人多元化后,监事会就不是聋子的耳朵了,纪检工作应当和监事会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监事会按照公司的章程,对董事会、经营班子的决策和经营行为进行审查监督,这样就会过问每个重大决策和经营环节,一旦发现违规或其它不正常现象,马上就可以叫停。如此才能真正让拿钥匙的把国有资产守住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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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望

  今年8月,韩国媒体曝出了朝鲜修改《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简称《十大原则》)的消息,国内也有不少人议论纷纷。独立评论人士邓聿文在FT中文网上撰文称,平壤这次对《十大原则》的修改,为朝鲜从“社会主义国家”退回到封建皇权国家,开创家族世袭制,赋予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这应该是金正恩2011年末登上朝鲜权力巅峰后,履行合法性手续的最后一步,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外界对于朝鲜这次修改《十大原则》有些过于敏感了。早在金正日被确立为接班人,并于1980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这个过程在朝鲜人看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外界眼中,这终究是难以接受的反潮流行为,当然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即朝鲜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走世袭道路,金正恩的权是否稳固?中国面对一个转变的朝鲜应该怎么办?

  朝鲜走上这条道路是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找到类似的案例,也可以说是孤例。我们不妨通过共产党代际关系简单来分析一下朝鲜的问题。

  和西方国家通过竞选来寻求代际传承不同,共产党国家对于“接班人”问题始终讳莫如深。由于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生命终点很可能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尽头。由于他们大多属于“卡里斯马”(charisma)型人物,崇高的威望使其在各自国家拥有极大的权力,大多数在寻找接班人上都有很高的自主权,如列宁选择斯大林,毛泽东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胡志明选择黎笋,菲德尔选择劳尔等等。

  金日成当然也不例外。金日成通过1950年到1970年的几次清洗运动,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他的权威足够使其指定接班人。然而在是否选择子女来接班这个问题上,朝鲜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因素。必然性是,相较其他国家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金氏获得的是绝对权力,而其他领导人更多的是相对权力。他通过清洗展现了强烈的权力欲望,并把其成长经历、革命事迹和家庭成员的各种历史碎片逐渐神化,并以“白头山血统”作为革命胜利的源泉,使得这个逻辑自然就存在。偶然性是,金日成在革命胜利时,年仅30多岁,他有足够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儿子,而其他诸如列宁、胡志明、毛泽东等等,有的已经没有儿子可以培养,有的是年龄和精力已经不允许。

  到了第二代共产党领导人,由于权威性减弱,子女接班之路彻底堵死了,他们必须在共产党高层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接班人问题。要找到类似金日成金正日二代继承的例子,那还得跳出共产党的圈子,在其他世俗化地区找,比如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父子等等。台湾在80年代末搭上了那个时代的民主化末班车,顺利实现了转型,蒋经国功不可没。而阿萨德和阿利耶夫政权还在演进,目前还无法判断他们的政权是否还有三代延续。当然在政党方面似乎例子更多一些,比如巴基斯坦人民党基本上是由布托家族把持,而印度国大党也基本上是由尼赫鲁家族控制。

  如此,金正恩也是现代世俗政权唯一一个三代传承的例子。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代际传承权威逐渐递减,而在朝鲜反而有所增加呢?这当然和他们的合法性来源有关。如果第一代靠的是革命功绩和人格魅力,第二代靠的是余威授权和少许的功绩和魅力,第三代以后就基本上靠政绩支持了。这自然是个递减过程,也是民众从非理性盲动到理性科学选择的过程。

  而朝鲜不同。它的世俗基本上只是表面文章,“白头山血统”更多展现了“君权神授”的意味。因此,无论领导人执政能力是多么弱,年龄是多么小,这都不足以改变其合法性的地位,而其他人试图要改变这种现象,无异于颠覆合法性来源和思想理论基础,等于政治自杀。当然,“君权神授”只是个维持合法性来源的基础,如果还要增加这种合法性,则必须另寻它法。而朝鲜自1991年以来的经济困难和美国所采取的敌视政策正提供了这种机会。在民主国家,如果发生经济衰退,一般来说,政府很可能会倒台。而朝鲜不同,内部出现的经济问题一概可以推到美国身上,而美国采的政策可以事实造成外部紧张,而这种外部紧张可以促使国内形成同仇敌忾的局面,最终反而会加强对领袖人物的依赖。这也就是朝鲜为什么在冷战后一次次挑起半岛局势紧张,一方面可以暗度陈仓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可以时不时迫使美国挥舞大棒刺激国内民众的神经,以换取执政合法性的增加。

  金正恩权力是否稳固是另一大问题。从2011年底以来,很多媒体都分析称金正恩权力不稳,比如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李英浩被解职,另外还有几个军中“托孤重臣”相继在朝鲜的报纸上消失,还有被提升为朝鲜总参谋长玄英哲在权力中枢的地位迅速下降。的确,由于朝鲜内部人事变动频繁,而这些变动没有统一的发布渠道,研究者通常只能研究《劳动新闻》或者朝中社的报道看领导人是否能够连续参加国家的重大活动来判断其是否在职,因此外界有各种猜测也是十分正常。

  但是权力稳与不稳还是有个基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应该能符合朝鲜的国情。这个国情就是朝鲜是个“血统论”国家。我们的判断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点,不能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和现代政治思维去揣度朝鲜,这必然会失真。我的判断是只要不涉及“血统论”,金正恩的权力就是稳固的。而目前所有人事变动都不会,也不可能指向“血统论”。

  由于在朝鲜民众心中血统论已经“深入人心”,金氏第三代继承人中其他几位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彻底失去争夺最高权力的希望,因此金正恩的权力是十分稳固的。如果有人想推翻他,就是冒颠覆“血统论”的风险,这可以说是“冒朝鲜之大不韪”。而朝鲜频繁人事变迁不过是一个筛选亲信的过程,建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三代班底”,而这些亲信班底就是领导思想的执行者,并非政策的制定者。对于年龄已过三十的金正恩来说,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调一次人事在外界看来非常不正常的行为其实都是很正常和平常的行为,这不涉及最高层权力结构的变动。而李英浩的下台很可能与自己倚老卖老有关,有令不行,有令不止,而并非有意犯上作乱。金正恩下令把李英浩免职就有点类似于中国康熙除去鳌拜的行为。这个行为不能看成两个劳动党政治局常委的较量,而是一个天子对一个大臣的处置,它涉及到一定范围的权力重组,但对金正恩没有半点影响。

  世袭的朝鲜是否会给中国产生不利影响,邓聿文作了肯定回答,并总结了四点危害,一是从价值角度说,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无疑会有损害;二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平壤此举也使中国维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变得更加尴尬;三是平壤的家族世袭统治,随时有可能加剧政权本身的风险;四是平壤的做法也有排斥中国的意图在内。

  邓聿文的观点代表很多的人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但在我看来,邓文还是没有捋清楚中朝之间的问题。首先,中朝关系已经从原先的盟友关系走向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非要讲两国之间有特殊纽带,那也就是1950年代的那场战争,两国曾并肩战斗过。然而这并非当代中朝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理由。19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1980年代以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家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而且中朝两国的价值取向也逐渐分道扬镳,两国在各方面的关系走向正常。而且外界也看到,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既然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朝鲜内部无论怎么变,哪怕是朝鲜从共和制变成君主制,也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中国给予朝鲜援助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朝鲜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一个立场就是保持半岛稳定。保持半岛稳定暗含了保持朝鲜稳定的内容。援助就是维护最低限度的稳定。试想如果朝鲜不稳了,乱了,且不说国家战略安全问题,上千万难民中国能否扛起就是个非常要命的事。所以援助朝鲜和中国形象并不相干。

  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反驳作者的观点,比如美国援助穆巴拉克政权,援助萨达姆政权,援助沙特王室,这些国家都与美国在人权、民主、自由的观念相距甚远,是不是美国的形象也下降了呢?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同样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否因为他们入侵别国而形象下降了呢?退一万步讲,如果非要和形象扯上关系,我认为维护国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形象是下一步考虑的,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其次,自苏东剧变以后,由一个国家独享对“社会主义”解释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各个仍保留共产党执政权的国家都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和建设社会主义。平壤和北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一样也非常正常。但要说平壤此举也使中国维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变得更加尴尬,就显得有些牵强了。中国维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永远是同自身运转社会主义的方式能否得到国民认同有关,与朝鲜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有着天壤之别,明白人都看得很清楚,不能因为仅仅依靠相同的字眼而不考虑背后的实质差异而牵强的将两者联系起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埃及的政变,巴基斯坦的政变,甚至非洲某个小国的政变,是否让美国、法国这些国家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变得尴尬呢?这当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次,平壤维持合法性的关键在于血统论是否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而血统继承是解决接班人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形成共识,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能够稳固的。退一步说,即使朝鲜内部发生不稳固,这不仅仅是牵扯中国的问题,东北亚利益攸关方都会被卷入。单单说这对中国造成了危害,这有点看问题不全面之嫌。在我看来,维护半岛稳定,也是韩美的共识。朝鲜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关注点,在这个地方维持稳定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而韩国就更不必说了。

  第四,朝鲜是否排斥中国,这也并非它自己就能说了算的。即使它在文件中写了反对大国尊崇主义,它的地缘政治也表明,它无法摆脱在大国之间周旋的现实。无论是中国、美国、俄罗斯,都在朝鲜半岛上有自身的利益。另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中国模式,也没有想输出中国发展经验的打算,中朝之间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它学不学习中国是它自己的事,这对中国构不成任何危害。

  最后,邓文在结尾说平壤此举背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而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文明社会和人权的威胁。我认为这有些上纲上线了。朝鲜此举是倒退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这和它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以及外部的特殊压力都有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历史是呈螺旋式上升和在曲折中前进的。朝鲜的事情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朝鲜是朝鲜,中国是中国。不能因为朝鲜发生了什么,就一定要联系到中国。况且朝鲜占世界人口比例那么小,对人类文明和人权更是产生不了多大威胁。1970年代,世界上还有个中非帝国,它的皇帝还拿吃人肉作为资本进行炫耀,这当然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但构不成对人类社会的任何威胁,世界人权在二三十年来总体是进步的。朝鲜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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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嘉峪关市,人们找不到太多可以花钱的地方。该市地处戈壁沙漠,是联结欧洲与东方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偏远小城。1950年,大约5万名建筑工人在兴建该市钢铁厂的过程中几乎被饿死。那项建设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这座拥有20余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大概相当于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及周边地区——刚刚开设了第一家购物中心和快餐连锁店。凑巧的是,肯德基(KFC)也常爱把店开到中国从未接触过快餐的地方。

  把花钱的习惯传播到“中央王国”最偏远的地方,正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企业董事会都酝酿实施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让十亿消费者大举消费,目的是用消费主导型增长来代替数十年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热潮。

  在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无疑正在生根发芽。但他们是否会像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那样,成为著名的“月光族”甚至“月欠族”?在根深蒂固的节俭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消费者,是否会像大城市中产阶级那样,轻易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

  在当地的一家餐馆,我们临时召集起了一个代表嘉峪关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焦点小组,作为访谈的对象。在这里,食客们争相涌向一碗碗鸡鸭鱼肉、酱料和调味品,给自己的单人火锅增添美味。这家餐馆位于新开业的东方百盛购物中心顶层,紧挨着肯德基。该购物中心是嘉峪关市第一座现代化的零售商场。

  坐在餐桌边的是四位年轻的专业人士,有些已婚,有些单身;有些已在外打拼,有些则仍留在家乡发展。

  为了在21世纪的中国取得成功,所有人都面对着各种挑战。这四个人在嘉峪关市长大,但多数已在大城市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他们懂得了怎样大把花钱,但几乎没有谁想沾染任何挥霍的习气。

  景曦(音译)是一名公务员,已经订婚。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年,那座城市有2300万人,是他家乡的人口的100多倍。他在上海目睹了贪图物质的生活方式,并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不是那种把钱全都造光的人,”他说,“我正在攒钱买房。”

  景曦在上海作软件工程师,每月可挣到7000到9000元人民币(合727至937英镑)。嘉峪关市的工资水平不及上海,但它也拥有后者不具备的优势。“房租没那么贵,”景曦说道,“所以尽管工资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但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许更高。”

  在家乡生活还有一个优势:父母会负担他的各种开销,年已30岁的景曦则可攒下足够的钱,每月买下一平米梦想中的房产。“在上海,我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原因在于,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已涨到每月攒下一部分工资都不足以攀登上“房产阶梯”的地步。怪不得有些人宁愿把钱花在手袋上。

  而在嘉峪关市,普通人还能买得起房。因此,景曦这代人从父辈身上学到的节俭习惯,仍然有意义。这种习惯是由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贫困造成的。

  就连那些刚作父母的人也会想方设法把大部分工资攒下来。他们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父母那样,把可能多达一半的工资都花在进口配方奶粉和其他必需品上。29岁的郅慧(音译)就是这么攒钱的。她是当地酒泉钢铁集团的一名员工,和父母住在一起。郅慧说,父母负担了她宝宝多数用品的开销,因此她能把半数收入存起来——大多用来购买了企业债。

  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我们的餐桌调查产生了第一个有点令人意外的结论:虽然中国人喜爱西方奢侈品品牌,但没有谁在焦急地期盼香奈儿(Chanel)马上在嘉峪关市开一家精品店。

  27岁的吴青青(音译)已经成家,是一名公务员。她热衷于在淘宝网(相当于中国的eBay)上淘便宜货。她说:“我努力控制自己,每月在淘宝上花的钱不得超过1000元人民币(合104英镑)。”在淘宝的消费无疑为她添置了各种装备——亮蓝色的T恤、带有金色饰品的粉色棒球帽、看似很像芬迪(Fendi)品牌的宝蓝色和粉红色的人造革手袋等——但她每月还是能攒下3000元人民币(合312英镑)。

  吴青青说:“我自己不买奢侈品,朋友中也很少有人会考虑连续几个月啃面包喝白开水、只为了买一件不常用的奢侈品。”

  在中国的偏远城市,穿戴正品并不能带来多少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人们全都会认为那是假货,”吴青青说道。而在上海,“即便买不起,人们还是愿意掏钱买正品。”

  即便是某些能砸钱购买芬迪产品或一辆法拉利(Ferrari)的人,他们这么做也不会是出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同样从上海返乡的王春雷(音译)说道。那不过是炫耀性消费,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罢了。

  据他估计,“这里约有20%的人已有能力消费奢侈品。”

  “但由于这一群体还太小,而且他们周围的人并没有奢侈品,因此他们不愿在同侪中表现得太过张扬。所以,真正愿意购买奢侈品的人是非常有限的,”王春雷说道。

  尽管这四人对大城市中产阶级“赚多少就花多少”的做法普遍怀有戒心,但我们的小城餐桌调查也发现了另一种潮流,即所谓的“绿色”消费。景曦表示,他愿意把钱花在一个叫“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品牌上,“因为它没什么化学添加剂”。他更喜欢在网上购买手工香皂,因为它们的品质更纯。

  嘉峪关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消费革命才刚刚起步。该市现在连一家大型综合购物中心都没有,更不用说普拉达(Prada)了。零售业分析师认为,由于大城市零售市场饱和、赚取利润越来越难,西方品牌在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小城市。

  但从我们餐桌调查的对象来看,中国不嗜奢华的中产阶级对这些品牌的到来,并没有那种望眼欲穿的渴望。“我觉得住在像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我们很幸福,”喜欢淘便宜货的吴青青说。

  “这里的消费水平适中,你在本地商店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淘宝上买到。这里不会堵车,只要10到20分钟便可到达办公室。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房价也可以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幸福的内涵可不止是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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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一个家畜市场的维族人。

  中国喀什——这座古老的绿洲城市位于中国西部偏远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只需快速浏览一下当地招聘网站,就会觉得在这里找工作的人似乎拥有大量机会。喀什文化中心希望找到一名有经验的编舞,喀什市党委办公室正在招聘一名司机,而附近的疏勒县则需要一名档案保管员。

  然而,这些以及其他数十个工作机会都有一条相同的限制:维吾尔人不必应聘。信仰伊斯兰教、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在喀什人口中占将近90%。公务员考试信息网上罗列的161个职位中有大约一半都注明,这些职位只考虑汉族人或母语为汉语的人。

  这种歧视在自治区内很普遍。除此以外,中国的1000万维吾尔人还面临着其他很多不公正待遇,而这个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他们不能信任,而且还具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维吾尔人基本无法进入当地蓬勃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机场的工作也基本只留给汉族应聘者,而身份证上写着维吾尔族的卡车司机则无法获得运送燃料所需要的执照。几家货运公司表示,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依据是担心油气运输车很容易当做武器。

  这片广阔的区域有着沙漠和白雪覆盖的山峦,与几个中亚国家毗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名字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这里基本由北京严格控制。政府的高层职位和庞大的安全机构里的关键职位主要由汉族人占据,其中很多人都是从中国东部招聘过来的。

  “根本原因是汉人不信任我们,这一点对人们在新疆的生活产生了侵蚀性影响,”北京著名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说,“而且事情正在变化,越变越糟。”

  今年夏天的几次暴力事件导致至少100人丧生,分析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乃至少数汉族学者都警告称,他们所说的压制政策正在越来越严重地疏离维吾尔人,使他们越来越激进。很多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中一个温和的宗派。4年前,该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乱,导致至少200丧生。此后,这些政策便加强了。

  中国政府称,暴乱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外部煽动者,其中包括一个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员,中国政府称该组织与国际圣战主义者有联系。虽然近年来,中国警察和士兵曾无缘无故受到袭击,但大多数专家都表示伊斯兰武装分子构成的威胁,远没有中国政府描述的那样威力巨大、组织性强。

  今年8月,武警在对离喀什不远处的一个所谓的秘密“军火中心”进行突袭时,开枪击中至少32人,其中有十几人死亡;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称,几天后,至少有另外十几名维吾尔人在依力克其乡的一间农舍内做礼拜时被杀。官方称,这些人是在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而且还在接受恐怖袭击训练,但是官方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此外,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件。阿克苏地区的一个派出所发生枪击,共造成50人受伤,3人死亡;丝绸之路上的另一座城市和田发生暴力冲突,据称当时数十名男子在抗议当地一名阿訇被拘留时,遭到了枪击。中国官方媒体将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称为“恐怖袭击”,而流亡团体则表示这些都是和平抗议时遭到的残酷镇压。

  当地居民称,这些冲突和其他冲突都是由当地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现实所引起的:制度化的就业歧视、禁止不满18岁者进入清真寺的规定,以及很多维吾尔人难以获取护照的事实等。那些能够出国的幸运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回国时往往会遭到安全官员的盘问,因为后者想知道他们是否曾参与过分离主义活动。

  “政府应该认识到,地方官员的鲁莽举动和欠妥的决定,只会引起更大的不稳定,”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在评价不允许妇女戴头巾和不许年轻男子蓄胡须的规定时说。

  很多维吾尔人还确信,北京正试图通过同化措施和教育政策,消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包括在学校及政府工作中优先使用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自2004年以来,所谓的“双语教育”计划要求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教师使用汉语教授几乎所有课程。当局坚称,该政策目的是帮助维吾尔人参与竞争,因为在中国,汉语是通用语言,但很多家长、老师和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怀疑。

  “我17岁的女儿汉语说得不错,但她无法读完一篇维吾尔语的作品,”一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担心,从这一代开始,会有很多维吾尔族人不懂维语。”由于此类评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名工作人员要求匿名。

  随着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地区定居,特别是至今仍以维吾尔族人为主的新疆南部弧形地带,两个民族之间的恐怖、怀疑气氛不断加剧。即便是在汉族人占75%的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社区也布满了一群群全副武装、身穿迷彩服的警察。根据当地颁布的一项打击犯罪的法规,天黑之后维吾尔族人不得坐在出租车的前座。

  最近,汉族工程师黄晓林(音译)在优厚工资及补贴住房的诱惑之下,离开沿海的山东省来到了和田。他说同事们经常提醒他不要进入该市的维吾尔族区。他站在一个写着“维汉一家亲”的宣传标语旁说,“当地人非常野蛮,有暴力倾向。”

  北京方面在推行名为“严打”的安全行动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新疆的经济,但就连这点也在维吾尔人中引发了不满,他们说,最好的工作都属于新来的汉人。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发展情况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解已经落伍了,他们认为这会促使所有人达到同样水平,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

  专家及当地居民表示,这种抵制情绪部分是由日益严重的宗教限制举措引发的。公务员可能会因为参加周五下午的礼拜活动而被解雇。维吾尔族大学生表示,在神圣的斋月期间,他们通常被要求在学校食堂吃午饭,而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此时都会禁食。新疆的各个城市都有警告人们不要在公共场合做礼拜的标识,摄影机则对准了当地清真寺的门口。居民们还表示,政府雇佣了一大批领薪金的告密者,并监控网络通信和手机通话。

  中国政府采取此类举措是因为,他们担心破坏邻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稳定的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会在新疆扎根,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一些与新疆临近的、法律体系崩溃的国家是穆斯林世界诸多圣战者的藏身之地,其中一些圣战者就来自维吾尔族。

  但专家表示,对未经批准的宗教学校的突袭行动及其他限制举措促使人们更加虔诚。“5年前,你在乌鲁木齐很难看到戴面纱的女性,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疆大学的一名汉族教师说。“对于很多维吾尔族人来说,蓄胡须,要求妻子在公共场合蒙头遮面已经成为一种抗争行为。”这名教师对北京方面在新疆地区推行的政策持批评态度。

  尽管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新领导层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其强硬政策。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中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誓要继续对抗“三股势力”——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及宗教极端势力,习近平试图通过上述访问增强新疆作为复兴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区的作用。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的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表示,由于没有考虑导致维吾尔族人不满的根本原因,北京方面可能不经意间促使一代年轻人变得激进。“整个维吾尔族都感到窒息,他们都成了同情极端主义的嫌疑犯,”他说。“新疆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加剧的压制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行为。”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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