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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华为跑了-墙外楼

  作者:悦涛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华为向东流。

  这是深圳最近心情的写照。华为的外迁可能真让深圳感到疼了,龙岗区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表示:哥不能没有华为。并喊出了“服务华为,马上就办!”的口号。

  旁边的小弟东莞,正在开庆功会: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

  地方政府的抢商大战升级了。以前来深圳抢的是富士康,现在来挖华为的墙角了,而且要挖去一大块。深圳不能不急。今天迁一块,明天就可能迁两块。松山湖那地方大着呢。

  而且,“楼市火爆、制造业萎缩”在龙岗已经成为现实。

  █ 假如没有华为,龙岗将会怎样

  龙岗是在一份针对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反复提到的华为。报告首先表示今年前两月经济“开门红”,工业消费都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得更是不要不要的(增速将近50%)。

  但是,剔除华为,龙岗区工业产值下降14%!

  “1-2月,华为产值占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并且产值增速将近40%,比全区水平高出将近25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下降14.3%。

  一直以来,华为都为我区创造着巨大的产值和税收,但也存在隐忧。2012年,基于业务需要,华为在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虽然华为核心部门仍在我区,但华为部分业务存在迁走的可能。

  我区一直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近年来第三产业的所占比重以及质量都有所提高,在追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同时,我区不能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因此,服务华为以及发展除华为外的整个工业经济至关重要。”

  报告呼吁:

  “服务华为,马上就办!

  华为不仅为我区带来了巨大的税收和工业总产值上的贡献,而且因为其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地位,坂田街道乃至我区也逐渐获得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关注,间接推动了我区的旧改及城市更新项目,另外还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购买力。

  因此,服务好华为的重要举措包括:一是要加快我区坂田街道的旧改及城市更新速度,以吉华路(坂田段)为例,2009年完成立项, 直到2011年底才开工,目前施工仍在进行,加快旧改速度至关重要;二是华为的周边配套设施不到位,应加快医院、学校、商场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保证质量高,与华为的地位相匹配;三是以华为的合理诉求为导向,相关部门联动,及时解决问题。”

  以上,是报告中关于华为的部分。明显感觉出政府对华为外迁的焦虑和担心。从目前情势看,华为的终端部门大概整体都要搬迁到东莞。如果搬迁效果好,不排除其它部门的继续跟进。

  █ 华为已是东莞第一纳税人

  华为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积1900亩,而且还在追加置地。华为在深圳占有的土地总面积为2460亩。二者已是旗鼓相当。

  东莞这么大的面积,怕不止是给华为终端准备的。基本上想全搬过去,也是够用的。其它手机厂商,也没用这么大的办公区。

  而且华为旗下的绿苑公司,去年在东莞连买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和11万㎡。其中一块地经历49轮竞拍拿下。也就花了7个多亿,楼面价平均2000多元。在深圳,再加个零,也未必能拿到。

  东莞年初就喜滋滋地对外宣布,2015年的企业纳税排行榜,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拿下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第一。官方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估计营收已到千亿级别,纳税额在20亿元左右。(2014年,华为东莞的纳税额还在10名开外,只有2.4亿元。)

  对这些“宝宝”,东莞市倍加关爱。东莞市长袁宝成在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特意将纳税额过亿元的73家企业代表座位,排在了全市党政机关的前面。

  █ “华为科技城”把华为惹恼了

  对这个无言的结局,深圳既捉急,又无力。手里的宝宝太多,没法给人家东莞那样的优待。实际上,至少龙岗区政府,对华为还是挺上心的。

  华为的工业总产值占到龙岗规模工业产值的一半,纳税也是绝对的大头。龙岗区早在2010年就开始规划“华为科技城”,理由是解决华为周边的配套和环境。

  2012年华为启动东莞基地之后,一位龙岗政府人员还和悦涛谈起这事,他所在部门经常给华为提供上门服务,得知外迁消息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别走。表示深圳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水平,外地政府是达不到的。千年修得同船渡云云。。。但是没能打动华为。

  那之后,龙岗政府对华为密切关注。2013年有一个阶段,龙岗地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龙岗政府发现原因是华为把部分员工转移到了东莞纳税。

  2015年上半年,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点典餐饮有限公司营业额大幅下滑,就餐人数从13万多减少到10万多。政府人员前往调研,侧面印证华为留深人数在减少。

  以上关爱华为的行动中,有一个不但不成功,而且招致华为的反感。就是“华为科技城”。现在名字“坂雪岗科技城”,是在华为的强烈要求下改的。因为这个科技城,跟华为没半毛钱关系。

  该城起意于2009年底,政府表示帮华为解决周边配套和环境,顺手打造一个以华为为核心的新城。但是其中掺杂了太多利益,而且地产项目对华为概念的恶炒最终让华为无法忍受。

  2010年,原龙岗区委书记蒋尊玉与佳兆业(郭英成)和长江企业高管在“华为科技城”更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上,要求两家企业加快推进“华为科技城”建设

  客观原因是,华为所在的坂雪岗片区,本身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拆迁量大、补偿金额高,还涉及规划上的修改。导致2010年原龙岗区委书记蒋尊玉(已落马)怒批进度缓慢,一年还没搞出方案。相关部门纷纷表示宝宝心里苦。

  到2011年,龙岗区政府宣称,“华为科技城”由政府投资110亿,华为投资200亿,共同打造科技新城。里面有华为国际会展中心、华为控股全球总部等等好东西。

  大概一开始真是这么想的吧,华为也没反驳。

  但是随后,这个地方不断挤进来各种地产项目,而且都是商业、住宅开发商。各类商业项目全都打上了华为的标签,大肆推介。

  有的楼盘都已经卖出去了,宣称给华为的地块连旧改都没完成。看来看去,就是一个“炒”字。连华为自己的员工都糊涂了,弄啥嘞,这地儿到底跟我们将来有没关系?

  2015年5月,华为企业沟通部对员工澄清:

  “‘华为科技城’与华为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既不投资也不购买,与华为无关,该名下所有物业均与华为无关。未经华为许可而实用华为名义进行城市区域命名或房地产开发,是对华为的侵权,我们已致函相关政府部门,希望停止使用“华为科技城”这一名称。”

  到这里,友谊的小船翻了个底朝天。华为的表态意味着,即使你的土地整好了,我也不玩了。爱谁谁。

  于是,“华为科技城”更名为“坂雪岗科技城”。尴尬的结局,有缘东莞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

  这里有官员个人问题,有难解的历史遗留问题(“违建”)。但最关键的还是这两年甚嚣尘上的炒作氛围。让实业和地产彻底走向了对立面。

  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

  “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所谓的配套、环境,华为是有需求的,但不是商业综合体和高价楼盘,而是交通、教育和养老等民生问题。

  在和龙岗政府的协调会上,华为方面表达的需求是:

  1、地铁口黑车太多,影响员工接驳车和人身安全;

  2、海外员工调回总部后户口在内地,小孩读书难;

  3、海外员工父母在国内无人照顾,能否想办法解决?

  政府方面均表示“马上就办”,并火速推进几千套华为员工宿舍的安居工程。

  █ 楼市火爆制造业萎缩,政府也怕了

  或许是受华为外迁的触动,龙岗区对房地产泡沫开始警惕。在对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提到,在楼市火爆的带动下,房地产投资额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74%,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同比下降60.4%,占比仅为5%。

  这个数据,对龙岗来说,透着一股凉意。官方报告话语带着一丝不安:

  “制造业是我区的支柱行业,制造业不振将对我区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沉重的打击,因此在房地产行业投资火热的同时,应该要警惕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的问题。”

  “尽管我区商品房市场销售近来比较火爆,不仅给开发商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还给政府增加了一定的财政收入,然而疯狂的背后有几个弊端需要注意:

  一是房价的上涨抬高了租金,给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年轻人增加了生活负担,排挤了一部分有用之才到我区就业,同时商业办公及厂房的租金也被抬高,一些企业受困于成本的上升,不得不整个企业或者将部分经营活动迁出我区,这对我区经济总量的增长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二是一部分企业主因为近年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也开始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开发当中,实体行业资金的抽离将使我区的工业经济受到打击;

  三是金融杠杆是把双刃剑,目前市场上有部分购房者是借助中介公司、众筹、P2P、首付贷等杠杆来筹集首付完成购房的,这些杠杆虽然在初期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购房者,然而也加重了偿债负担,一旦房价出现了下行,这类投资者因出资额很低,更易弃房断供,从而进一步加大银行按揭贷款风险,影响到实体经济。”

  所谓“华为科技城”,只是想炒起地皮让华为人来买单,结果华为挥袖而去

  在该报告最后,建议政府赶紧调控房地产:

  “一是相关部门要紧紧结合我市新出台的限购政策,对我区内的银行、P2P、小贷公司等机构高杠杆放贷、放大金融风险的情况进行排查,梳理出产品模式和涉及金额,抑制中介机构炒房行为;

  二是要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房,优化住房供给结构,有效遏制目前我区房价增加过快的势头;

  三是贯彻落实我市最新的房产交易评估价格及二手房交易增值税政策,抑制投机的购房行为。”

  但是这些都是亡羊补牢,当务之急是”不要让华为跑了“。所以在另一份报告里,针对华为建议发展“母厂经济和相关信息服务业”:

  “近年来,随着龙岗区可用土地面积的减少,许多制造业公司(包括华为)开始将部分产能外迁。建议对经济和税收贡献较大的优质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使其“母厂”(研发中心、生产展示中心、销售中心等)留在龙岗区,减少其搬迁对经济和税收的影响;同时可以利用这些企业的影响,培育关联的现代服务业,巩固税源。”

  写到这里,真心感叹,华为是一家多么牛逼的企业。在联想跑去深圳湾盖大楼的时候,他跑到东莞闷头搞生产。远离喧嚣,对抗全社会的浮躁。

  █ 抢商大战,地方政府需要什么

  不能再逃避的现实是,科技业和地产业之间的矛盾已经显性化。如果像华为这样的高利润企业都不愿忍受高房价,其它的“高端”企业就能承受?

  “一线城市”也必须醒醒了!尤其是,如果本身没有全国垄断性的行政、文化、人才的集聚优势,城市命脉系于产业,更输不起。因为招商引资只能解一时之渴,解决不了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后者,才是决定企业去留的根本因素。

  对政府刻意主导的“转型”,任正非并不认可:华为就是从“落后工厂”起家的,所有高科技公司都是从“低科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而不是把科技“泡沫化、大跃进”。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这是任正非的答案。

  华为的深莞之争,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抢商大战正在升级。每个地方都在抢人、抢钱、抢资产。伴随着各种口号和概念。

  地方政府到底需要什么?任正非给的是小学生式的指标:“低成本、法治、不干预。”其它的,交给企业去做。

  与其去挽留一个不爱你的人,不如做最好的自己。对地方政府来说,明白这点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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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头——中国政府正在东部沿海山峦起伏的地区开展一项运动,拆除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这场运动让这一带的村庄看上去像是经历了一场台风的袭击,建筑物的屋顶被随机地剃了光头。

  在水头镇,工人用气割将一个3米多高的十字架从基督教救恩堂36米高的尖顶上切割下来。这个十字架现在用一块红布包裹着,躺在教堂的院子里。

  在往东大约15公里的麻步镇,防暴警察阻止教民进入大厂教堂的场地,同时,工人搭建了一个脚手架,把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锯了下来。在附近的溪美、鳌江、山门和藤桥等村,教堂上原有的十字架现在或倒在屋顶上,或倒在院子里,或是像尸体一样被埋了起来。

  中国浙江省的这片土地郁郁葱葱,在为期四天的旅行中,我从当地居民那里听到了有关这项规模惊人的运动的新细节,这是一次让基督教最有力的象征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努力。官员和居民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当局拆除了1200到1700所教堂上的十字架,有时由于教徒试图阻止拆除十字架,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这让我们很难办,”水头镇的一位教会长老说,他和其他人一样,由于害怕当局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我们只能跪下来祈祷。”

  虽然这场运动只限于浙江省,这里有中国最大、最有活力的基督教信徒群体之一。但熟悉政府考虑的人说,拆除这些十字架的工作,是为在全国展开一项新的、更严格地规范中国宗教生活的运动作准备,反映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喜欢的对社会采取更严格控制的做法。

  习近平在上个月就宗教政策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呼吁执政的共产党“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他警告说,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也就是说要变成中国的东西。他的讲话反映了政府长期以来对基督教可能破坏党的权威的担忧。中国的许多人权律师是基督教徒,许多异见人士表示,他们受到了上帝赐予权利这一思想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共产党容忍了中国的宗教复兴,允许大多数中国人按照自己的选择做礼拜,甚至鼓励过教堂、清真寺和寺庙的建设,虽然政府对未注册的教会进行经常性的打击,并且禁止了诸如法轮功等宗教团体。

  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国内的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中国目前有6000万基督徒。许多人加入了在政府登记注册的教会,但至少有一半基督徒加入了未曾登记注册的教会,地方政府对此往往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习近平在上个月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决定表明,他对有些政策并不满意,这是15年来领导人首次召集这种会议。熟悉党的讨论的人说,会议打算把浙江省运动取得的经验应用到控制全国的宗教团体上。

  消息人士表示,虽然政府不大可能开始在全国各地拆除十字架,但地方当局预计将开始审查教堂等宗教机构的财政及它们与国外的关系,这是限制宗教影响的努力的一部分,共产党认为某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具有威胁。

  “浙江发生的事情是一次测验,”北京的独立法律学者范亚峰说。“如果政府认为其成功的话,那种做法将会得到推广。”

  把规范宗教的运动扩大化可能会给习近平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即让信徒脱离政府管理的教会,加入地下教会。这类教会通常在办公楼或家中不张扬地活动。也可能会引起城市中许多信奉基督教的白领专业人士的敌意。

  “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对待,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疏远感,”在瑞典的哥德堡大学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杨富雷(Fredrik Fallman)说。“但是,这也可能正是其目的,是对这些人的一个警告。”

  坐落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的一个山谷里的水头镇是一个小集镇,这里有墙上渗透着水迹的混凝土住宅区和杂乱的街道。大多数这里的传统宗教场所,包括佛教的、道教的,以及祭奠祖先的祠堂等,都是小型建筑,有的建在山边,一般都不显眼。

  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水头镇上的14所教堂的建设都得到了当地企业家的捐款,他们热衷于炫耀自己新获得的成功和来之不易的信仰。教堂有几层楼高的正厅,还有30多米高的尖顶。

  直到前不久,大多数教堂的尖顶上都有鲜红色的十字架。但是水头镇上一半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每个月都有命令下来,要求拆除更多的十字架。许多接受采访的礼拜者说,他们担心一个时代即将结束。

  “多年来,我们和政府一直相安无事,”当地一名教徒说。“我们的教堂得到了政府的欢迎。”

  这场运动始于2014年。当时,政府突然宣布计划拆除邻市温州的一座教堂,称其未获得相应的建筑许可证。之后,政府开始下凤凰彩票官网令全省的教堂拆除十字架。

  很快,救恩堂成了抵抗的中心。有三个尖塔的救恩堂设有一个三层楼高的礼拜大厅、多间办公室和一个停车场。为了保护十字架,数百名教众将教堂围了起来,与数百名防暴警察对峙。

  在其中一场冲突中,大约50名教众受伤。受伤和挨打的基督徒的照片,如潮水般涌向社交媒体和海外基督徒权益倡导团体的网站。

  据教民们称,政府向最活跃的教友施压。一些商人表示,他们的合作伙伴迫于压力,取消了与他们签订的合同。还有一些人被雇主告知,如果继续参加抗议,他们便会丢掉工作。

  温州那座教堂被拆除后,救恩堂放弃了,同意取下十字架。

  政府称自己是在执行建筑规范,所有建筑都会受影响,不只是教堂。但《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显示,省级官员担心教堂开始成为该地区天际线最显眼的建筑。

  十字架接连被拆除。据在政府管理的教会中任职的人透露,截至去年夏天,至少有1200座十字架被拆除。很多当地居民估计,这个数字现在接近1700。

  “去年年底平息了一阵,”当地的一名基督徒说。“但政府现在明确表示,所有十字架都要拆。”

  随着当局推进这场运动,全国著名的新教和天主教领袖,包括在政府的宗教事务局任职的高层人士,公开通过布道和社交媒体表示反对。

  顾约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浙江省会杭州的崇一堂任牧师,那是华语世界最大的教堂之一。作为中国最有名的新教领袖之一,顾约瑟颇具影响力,他的批评激起的共鸣不仅限于该地区。

  “这是对党和国家已经执行及不断完善了六十余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公然践踏,”顾约瑟在一封印有正式的政府信头的公开信中写道。

  之后,他被禁言。今年一月,警方拘捕顾约瑟,指控他挪用教堂资金。几天后,浙江另一名公开发言的牧师也被以类似的罪名拘押。

  “这是一种提醒我们凤凰彩票平台注意的方式,”温州一名政府管理教会的牧师说。“我们谁都没接受过财务培训,因此如果派会计来,他们可能就会找出毛病。”

  该地区的多名神职人员表示,他们面临着向共产党表示忠诚的压力。比如,一些教堂已经开始称赞习近平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口号意在提供一个世俗的信仰体系,增强共产党的合法性。

  其他教堂则开始展示自己的建筑许可证,含蓄地认可政府批准或否决包括十字架在内的教堂建筑的权力。

  “我们得表现出我们是忠诚的基督徒,”历史悠久的温州教堂城西堂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否则,我们就会遇到麻烦。”

  今年2月,一位知名律师出现在官方电视台上,供认自己勾结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的组织,煽动当地的基督徒。在那之前,这位名为张凯的律师一直在浙江为反对拆除十字架的教堂提供法律咨询。

  未登记的教会看来也无法幸免。去年12月,未登记的贵州省活石教会的几名成员在拒绝加入由政府开办的一家新教教堂后,被警方拘押。后来,活石教会的牧师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逮捕。

  “他们捏造罪名告你很容易,”温州一家未登记的大教堂的牧师说。“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

  水头镇的很多教众渴望低调行事,希望这场风暴赶快过去。

  上月的一个周日,大约300人参加了救恩堂的礼拜。女性坐在左边,男性坐在右边——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礼拜观念。教堂的前面,一个红色的大十字架上方,写着六个大字:“归耶和华为圣。”

  现场大部分人是五六十岁的年纪,这部分是因为很多年轻信众拒绝参加周日的礼拜,以此抗议教堂决定服从政府的命令,拆下十字架。

  他们开始周四做礼拜,以纪念十字架被拆下来的那一天。他们过去会参加教堂的圣经学习小组,但现在,他们独立学习。一些人怀疑,他们可能会完全停止在登记教堂做礼拜,转入地下。

  一名要求匿名的教会高级领袖称,他和其他人同意取下十字架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这么做,教堂可能会被拆。他还表示,人们面临着丢掉工作的危险,教会长老觉得除了呼吁教众让步外别无选择。

  “三十多年前,我们连教堂都没有,”他说。“在教会历史上,迫害从没停过。我们只能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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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称,广电总局建议优酷土豆和Synacast旗下的PPLive等网络视频公司在6月10日之前签署引入国资入股的意向文件。

  【外媒称广电总局建议视频网站6月10日前签署引入国资入股意向文件】据外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广电总局于5月18日会见了优酷土豆等各家视频服务提供商。政府将至少持有1%的股份,还将获得董事会席位,并取得内容的部分控制权。广电总局建议在6月10日之前签订非约束性条款。

  据外电报道,消息人士周一透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提议优酷土豆、Synacast旗下的PPLive等网络视频公司向政府出售部分的股权。

  该消息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在5月18日与网络视频公司进行了会谈,要求他们提供详细的计划。据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建议视频网站在6月10日前签署不具约束力的国资入股意向文件。在参股之后,政府将持有网络视频公司至少1%的股份,获得若干个董事席位。

  中国一直在严控网络视频牌照,目前只向7家公司颁发了牌照。虽然中国在线视频市场的规模达到59亿美元,但跨国公司很难在中国在线视频市场开展业务。截至目前,乐视、爱奇艺、优酷土豆、PPTV等公司均对此报道未予置评。

  消息人士透露,在5月18日的会议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网络视频公司与五家国有媒体公司达成参股协议。除此之外,他们也可以选择与其他国有媒体公司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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