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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苹果将把用户的加密钥匙交给中国-墙外楼

  苹果公司在将中国用户数据转移到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的同时,也将把用于解锁iCloud帐号所需加密钥匙储存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当局不再需要透过美国法院寻求得到iCloud用户的资料。

  苹果公司上个月宣布,从 本月 28 日起,在中国的 iCloud 云服务将转由中国贵州的“云上贵州”公司负责营运。中国去年开始施行的《网路安全法》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经营的企业都必须接受中国的安全监管,并把其收集的中国用户资料、数据存放在中国境内的伺服器。苹果此后一个多月后便与凤凰彩票官网贵州省政府签订协议,授权“云上贵州”为苹果在中国大陆运营iCloud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该公司官方网站上显示,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中设有“党委会办公室”。

  当时苹果并没有透露获取这些信息的加密钥匙是否也将会被转移。

  根据苹果的安全协议,用户储存在云端的数据会被加密,如要获取这些数据,用户需要提供密钥。此前所有iCloud钥匙串都被储存在位于美国的服务器上,任何想获取中国iCloud帐号资料的政府或执法当局,都必须首先通过美国法律制度的批准。

  在苹果iCloud账户密钥存储在中国后,中国当局将得以方便地获取储存到该空间里的文件、通信录、邮件、日历、照片、甚至微信聊天记录等等数据。

  苹果曾多次表示,尽管该公司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但它要遵守公司经营所在国的法律。

  此前曾经发生过雅虎将用户资料交给中国后导致两位异议人士遭逮捕和判刑的案例。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在苹果把iCloud数据和密匙交给中国后会产生更糟糕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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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计划-蓝方

  发生在大年三十的张扣扣杀人案,像一道阴影笼罩在这个喜庆的节日。

  随着传统媒体的跟进调查,越来越多的细节也浮出水面。

  22年前的一场邻里纠纷,张扣扣的母亲在与邻居王家父子的打斗中,被王家三儿子击中头部身亡。肇事者判刑七年,赔偿九千余元。时年13岁的张扣扣,埋下复仇之念。直到2018年的春节,持刀砍死王家父子三人。

  这场以复仇为关键词的杀戮,在中国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

  一边是为张扣扣喝彩叫好之声,而另一边,则为以暴制暴、血亲复仇背后的社会心态担忧。

  怎么评价和看待整个事件?司法不公之时私力救济是否正当?如何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凤凰彩票网站

  同样,我们从头到尾,和你一起理清思路。

  1. 22年前的判决是否公正?

  1996年的打斗中,张扣扣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死亡。在最传统、朴实的正义观中,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杀人者,王家老三王正军最终只被判处了七年有期徒刑。

  为何“轻判”七年?这一刑期是否公允?

  从法律适用上来说,这一刑期并无明显问题。但法律适用基于的事实认定,却有着争议。

  在定罪上,检方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起诉。前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后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换句话说,判刑七年,是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裁量范围内,谈不上“枉法裁判”。

  在量刑上,法院采纳了四项从轻情节。

  检方起诉的被告人,王家老三,作案时年仅十七岁。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乃法定从轻情节。

  坦白认罪,积极主动赔偿损失,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则是酌定减轻当事人量刑的情节。

  而张家对于三项与“从轻处罚”有关的关键事实,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王家有杀人的故意;行凶者是已成年的王家老二;张扣扣母亲作为被害人,在激化矛盾中的过错被夸大。

  1)杀人故意

  时隔22年,张家仍然相信王家有着杀人的故意。张扣扣的姐姐张丽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清楚记得在冲突时,王家的父亲王自新高喊“打死她,打死她我给她抵命”。

  仅凭这样一句话,并不一定能断定当事人有杀人的故意——在很多纠纷冲突中,人们经常“放狠话”来恐吓、威慑对方,但并不真的是想杀死对方。因而司法实践中,往往还要结合诸多客观的证据来判断当事人的主观状态,例如作案工具的危险性,攻击的部位以及攻击行为是否有节制(例如无节制的反复、猛烈击打要凤凰彩票平台害部位,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案发起因、双方事前关系是否至于让当事人心生杀机,事后是否有积极救助行为,等等。

  检方为何最终以故意伤害起诉?具体的证据究竟是什么?呈现在最后判决中,检方指控的事实,是王家老三“从路边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猛击一下,而非多下,确实有利于认定为故意伤害。但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张家很难从检方得到说明和解释。与检方理解的不一致,也为后续的不服与愤懑埋下伏笔。

  2)杀人者究竟是谁

  张扣扣的姐姐和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始终认为当时袭击张扣扣母亲的,是王家已成年的二儿子王富军。他们相信张家是为了顶罪,才让未成年的老三承认杀人。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一说法没有其他佐证。相反,记者采访到的其他目击者中,有人则明确指出拾棒打人者是王家老三。

  在22年前,检方也没有采纳张家的说法,而直接起诉了王家老三。

  到底行凶者是谁,公检机关在办案时,理论上会采集相应的证言证据。如其他目击证人都能相互佐证杀人的是老三,而张家提供的证言没有其他佐证,由此确定行凶者是王家老三。

  公检机关是否与张家就此有充分沟通,我们不得而知。判决直接给出了结论,也没有具体展示相应的证据细节。

  3)被害人过错

  检方在指控中提出,是张扣扣的母亲向王家二儿子脸上吐口水,引起事端;撕打途中她又用扁铁击打王家老三的脸,引发对方用木棒还击。这一事实,辩方无争议,也最终被法院采纳。

  但张扣扣的姐姐对此也有异议,她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是王家二儿子先行骂人,母亲才与其争吵。争吵过程中,母亲的喉咙被对方掐破。而扁铁,则是她爸爸拿来自卫壮声势,“从头到尾我妈绝对没有拿这根铁棒打过任何人”。

  张扣扣母亲到底有没有用扁铁打人,张扣扣的姐姐向媒体表示,当时没有法医就王家老二的伤势进行验伤。而庭审的证据中,也无王家老二的验伤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如果查明有其他证据证明是张扣扣母亲挑起事端、激发矛盾,在判决中能将相应证据能够解释得更充分一些,事件也许会更清晰也更有说服力。

  在涉及“从轻处罚”的三个关键情节上,张家都有不同意见。从张家角度来看,无论是侦查起诉环节还是庭审环节,他们提供的不利于王家的证言都没有被采纳。即便司法机关有其他证据推翻了他们的证言,但至少在判决上,他们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和说明。

  尽管我们无法断言,如果公检机关和被害者家属的沟通更充分,法院判决的论证更审慎、严谨,展示的证据更全面,就能说服张家、平复其愤恨;但当年这样一场缺乏充分论证和说明的庭审,加上扣除丧葬费后只剩一千五百元的赔偿,是难以平息他们的愤怒与仇恨的。

  此外,在个别媒体的报道中,记者援引当地村民的说法,称王正军只服刑三年即出狱。这一说法暂无其他媒体报道或官方通报印证。但这确实是需要媒体和官方进一步核实、澄清的传言。如果属实,王正军通过何等事由、程序以减刑或假释?如无合理解释,只会进一步加深社会对此案“司法不公”的认知。

  2. 司法救济的路径是否堵塞?

  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张家并非没有救济渠道。

  他们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五日内,请求检察院提出抗诉。检察院则要在收到请求后五日内,就是否抗诉答复请求人。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他们也可在十日内提出上诉。

  然而,根据汉中市对此案的官方通报,一审宣判后,检查机关既未抗诉,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也未提起上诉,判决就此生效。

  换句话说,张扣扣及其家人,并没有穷尽司法制度为其提供的救济路径。

  但现实,恐怕比这一论断更复杂。

  在解释1996年为何不上诉时,张福如觉得对方“势力大”,自己不识字,写材料还要花钱,只好放弃。

  而在那场庭审中,作为被害人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张家并没有律师。张福如的委托代理人,是妻子的哥哥,同样也是一名农民。

  但张福如其实并未停止抗议。在媒体的采访中,他在2001年曾到省里上访。他委托别人写的诉状,将他认为的凶手都写错了(他认为凶手是王家老二,而诉状上写的还是王家老三),他也因为“没文化”而没发现。

  不难想象,“没文化”的张家人,面对复杂的公诉、抗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时的茫然。没有律师的帮助,他们可能很难理解司法系统运转的逻辑。加上自己的证言和声音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没有被体现,面对司法救济之路的无力感,也很容易转换成对现实的忿懑。

  3 司法不能补偿,可以诉诸私刑?

  当通过司法途径无法求得公平正义时,诉诸私刑,是否正当?

  这也是张扣扣案曝出后,舆论撕裂之处。

  对于很多法律人而言,这几乎是一个不假思索即能给出的答案。

  严禁血亲复仇、诉诸私刑,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

  如果每一个当事人,都可以按自己认为公平正义的方式去报复、惩戒对方,将是什么后果?

  什么样的方式才算公平正义?例如张扣扣案中,22年前参与殴打他母亲的,是王家父亲和老二、老三。不少人称颂张扣扣“是条汉子”,有仇报仇,不伤及王家妇孺。但他此次杀害的,除了王家父亲和老三,还有当年根本就没有参与殴斗的王家老大。这样的复仇算是公平正义吗?22年前,王家杀了张家一个人,22年后,张家又杀了王家三个人。即便法院判处张扣扣死刑,王家是不是还要再干掉一个张家人,数量上才叫“公平”?如此一来,冤冤相报,复仇何时终结?没有对证据、情节的审慎考量,依据单方面的“公平”行事,私刑的报复往往容易过度且残忍,造成的社会影响也难以预料。

  在为血亲复仇点赞的评论中,我还看到一则言论——血亲复仇的社会没那么恐怖,只要你没做亏心事,就不用担心仇家找上门。然而,在一个缺乏法治准则的暴戾社会,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仇家”会是谁。例如那些执意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全社会的反社会人格者,依从他们的正义观,向社会发动无差别的袭击也是正义的复仇。

  民间私刑、暴力的滥用,只会让社会陷入混乱,陷入仇恨暴力的死循环。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除了对正在进行中的伤害予以必要的防卫、反抗,不允许也不应允许私刑的存在。而司法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便是定纷止争,终结暴力的恶性循环。法官按照衡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遵从透明、正当的程序,衡平双方权利,审慎考量证据,对是非对错做出裁决。

  张扣扣案这样的悲剧出现,是为社会敲响警钟。它警示着中国司法制度的问题缺漏。从表面能见的司法援助、被害者救助制度的缺位,非常技术与细节的司法水平、文书论证水平的提升,到公诉制度中检察机关与被害者一方的沟通问题、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冲突、被害人在庭审中的参与和权利保障,甚至再到司法独立防火墙的建设……

  因为法制不健全,而出现张扣扣案这样的悲剧。其结果,应该指向整个社会对完善司法制度、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努力,而不是简单的肯定私刑的正当性,为暴力喝彩叫好。

  张扣扣是个悲剧,而不是英雄。

  但“我们应该行动,司法应该改革”——在大多数人看来,却成了毫无说服力的轻浮承诺与虚幻想象。

  此案大量的评论,表达出来的是这样的观点:司法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不可能改变的。除了杀出一条血路,做什么、说什么都是虚的、没有意义的。

  这些论断背后,是悲观而犬儒的社会情绪。张扣扣一案的符号寓意,其实也正是对这种情绪的迎合和强化。一方是当权者(王家老大王校军被杀前是南郑区红寺湖管理处主任,但22年前他才刚刚在红庙乡政府参加工作),另一方是无权无势普通农民。权势者杀人不偿命,坐牢三年出狱,一家人仍然过的风生水起;而被害者却难寻出路,没有稳定工作,无法成家立业,陷入贫困泥沼。这仿佛是个标准的丛林故事:两极分化,赢者通吃。

  不相信这样的格局会被打破,是普通人面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普遍的无力、压抑与焦虑。

  然而,世界是什么样,并不代表着世界应该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戾气横行、暴力滥用的社会,就要守住严禁私刑、严禁血亲复仇这根底线,在悲剧之后,促成更有意义和建设性的理性讨论。

  切莫让一场悲剧的发生,将社会推向下一场悲剧。

  参考报道:

  卫诗婕,每日人物,杀人后,他说报了22年的仇 丨张扣扣杀人案调查

  刘向南,界面新闻,知情人讲述:我所知道的张扣扣杀人案

  王山而,大白新闻,张扣扣姐姐:杀我妈凶手的哥哥是本地乡长 行凶后由弟弟顶罪

  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2.15“杀人案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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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风手记

  2009年,iPhone第一次获准在中国销售,当时卖的是和联通合作的定制版3GS。只不过当中国消费者拿到心仪的爱机时,会发现买到的是阉割版——被阉割了WIFI模块。这事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毕竟如今WiFi已变得和wife差不多重要。但在当时的工信部看来,WiFi是美国人开发的东西,专利技术都在美国人手上,所以不能用。于是在09年之前,所有的手机都是被阉割WiFi功能的。虽然09年之后迫于大势所趋解禁了WiFi,但09年之前中国用户只能用慢腾腾的2G网。所以在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高的精神需求和国家利益之间,会有人替我们毫不犹豫的选后者的。

  参照这一标准,钢铁侠马斯克先生前天发射的两颗卫星,为中国手机再一次阉割WiFi功能打响了预备铃。当然在WiFi日益重要的今天,像09年之前那样完全去除WiFi功能是不大可能的,但工信部完全可以要求手机出厂前通过硬件或软件自动屏蔽马斯克先生费尽心力部署出的卫星网络信号。

  马斯克先生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发射4000颗近地小卫星来完成覆盖全球的高速低价网络,并在前日成功发射了两颗实验卫星。他认为通过这一“Starlink”计划,可以造福世界偏远落后地区现行网络难以覆盖的人群。但他显然忘了,对某些地方,并不是能造福民众的东西就会得到实行,任何东西能否实行的最优先标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威胁到当权者统治。比如朝鲜是万万不可能允许它的人民享受到高速上网的便利的。为了应对马斯克的渗透颠覆阴谋,朝鲜完全可能出台规定:上网前需提交申请,需在严格监督下上网,私自上网者一律枪毙。

  面对马斯克的敌对渗透阴谋,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先生也忧心忡忡,他日前就发微博称,自己直觉防火墙失效的那一天为时不远,所以我们不能过于依赖防火墙,以免防火墙失效那天无从应对。胡锡进先生确实为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我们是不能过于依赖防火墙。而是要在防火墙之外准备更多的屏蔽反制手段,比如阉割部分WiFi功能。我们还可以利用经济制裁手段,如果马斯克先生还想在中国卖他的特斯拉汽车的话,就必须让他的卫星网络停止对中国服务。

  如果马斯克像苹果一样卑躬屈膝,那么万事大吉,但倘若马斯克像谷歌那样桀骜不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提升技术。就像过去的电台时代,敌人爱在边境建电台,那么我们就建数量更多的干扰电台。马斯克要发射4000颗网络卫星,那么我们就可以发射4000颗干扰卫星,反正我们现在有钱,有大国风范,不惧外侮。

  所以大家没什么太值得激动的。马斯克有多少种手段让我们连上他的网,我们就有多少种手段反制。就像80年代里根为星球大战计划投入多少钱,勃罗日涅夫就投入更多的钱一样。虽然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而这些巨额投入本可被用来改善苏联民生,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有充足的财政提供坚实后盾,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未来这场网络保卫战。正如1987年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说的那样,“Across the Great Wall we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我们有the Great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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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见时评

  别激动!马斯克的卫星网中国网民绝对用不上

  今天(中国时间2月23日),马斯克又射星了,而且一箭双星,这两颗试验卫星是小马庞大的全球卫星组网计划的第一步,目前已经成功实现天地相联。按照这位科技狂向美国政府报送的计划,未来五年他将发射1.2万颗卫星,将互联网覆盖到全球每一个角度。

  中国网民听了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喜欢翻墙的,认为这回不用害怕被叫去派出所谈话了;深受上网资费困扰的,认为今后上网不用花钱了;对微信、QQ的严格审查不满的,认为可以改用脸书、推特了。有人甚至开始掐着指头算计中国三大运营商和百度、腾讯OVER的那一天。

  我必须要借用艳照门女主角阿娇妹妹的说:网民朋友们,你们好傻、好天真!

  虽然只要美国没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中国政府绝不会像马斯克开玩笑说的那样把经过中国上空的卫星都打下来——因为按照现行国际法,外太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但中国政府也绝对不会像马斯克煞有介事说的那样,会跟他商谈批准他的卫星信号落地的事,因为这严重危害中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社会基本制度。

  既然中国政府断然不会跟马斯克商谈卫星信号落地的事,那么凡是可以接收互联网卫星信号的装置,包括具有这类功能的手机、路由器或者任何别的什么卫星上网设备,必然被中国政府统统列为像毒品一样严禁买卖,甚至可以实施远比毒品管制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果对贩卖这类卫星接收器的人最高可判于死刑,对于使用这类接收器的人最高可处无期徒刑,中国有多少人敢卖、敢用?

  因此,对中国网民来讲,该担心的是政府为加大对马斯克卫星接收器的管制,或许不得不成立庞大的执法队伍,会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人均税负,而不是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免费上网和方便的翻墙兴高采烈。

  对中国商家而言,不是担心马斯克的卫星上网计划,会让中国三大运营商和腾讯、百度垮台,急着进行所谓商业转型,而是要全力研究和开发干扰、破坏马斯克卫星信号被中国用户接收的设备,以及能发现使用马斯克卫星信号的用户位置的设备;前者可避免中国民间技术高手自己动手组装能接收马斯克卫星信号的简易设备,从而实现自由上网;后者则利于执法部门准确定位非法使用马斯克卫星信号的用户,然后及时予以抓捕。

  单纯从技术上讲,开发出上述两类产品并不难。如果哪个企业率先开发出上述两类设备,几乎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与华为、奇虎360、海康威视并驾齐驱的高科技巨头,甚至把他们远远甩到后面去。大家知道A股市值最大的科技企业是哪个么?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就是两家做安全监控的企业,一家是搞网络监控的360,另一家就是搞视频监控的海康威视。美国人有谷歌、马斯克和苹果,我们有华为、奇虎360、海康威视。

  我这样一说,肯定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激动得不行,原来这里面商机无限呀。因此,我必须多一个提醒,如果你没有吴小晖先生那样强大的背景,即使企业科研能力再强或者已经拥有相关成熟技术,我劝你还是不要花冤枉钱投资开发这两类产品了——不给你认证,不给你订单,你的产品和技术一毛钱也没用。自认背景通天的哥们,则现在就可以着手认证公关和技术人才储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哟。

  总结为一句话:马斯克卫星上网计划虽然不会造福于中国网民,但可以造就一个巨无霸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有人一定会认为我在信口开河,误导大众。不信,大家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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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三十的一起“复仇杀人”案,给节日的中国蒙上了阴影,却也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阵狂欢。许多人将杀人者称之为好汉、崇之为英雄。这让我感到忧虑。

  为复仇杀人案喝彩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国家司法不能给你公平公正,你就应该血刃仇家,用暴力了结恩怨。

  应该说,这种逻辑有很传统的伦理基础。问题在于,其一,谁来评判和如何评判“公平公正”?每一个当事人,都可以从自己有利的角度来看侍某一纠纷,都会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证据。这才需要一个超越争议双方的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但是否接受司法机关的裁判,则又成了一个问题。这与司法机关的权威有关,也与当事人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理解有关。就本案来说,许多为复仇者喝彩的人就认为,被杀者很有权势,20多年前杀人母亲而没有被判死刑,一定是司法机关枉法有失公平。对于杀母案的具体案情,有关部门还没有公告天下,我们不得而知。但杀母者父母也是当地的农民,其兄仅是一个乡镇工作人员,应该是属实的。最关键是,杀母者犯罪时未满十八岁,根据法律规定不适应死刑。当然,这不符合“杀人偿命”这一传统“法则”,但又是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

  其二,复仇如何终结?20多年前,母亲被杀,今天复仇者杀三人复仇,成了“好汉”。那么,被复仇的后人又将如何?按照同样的逻辑和伦理,是不是也应该手刃仇人及仇人的血亲?不然就不是英雄好汉。如此这般,这个社会也就重回了丛林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相去甚远。这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在这种意义上,为此类复仇行为喝彩,实际上是在与现代文明为敌。

  在我看来,为复仇者喝彩这类因个别极端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舆情,反映了“变狠”的社会心态。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个体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其背后深层次的心理背景大体是一样的。表面上看,个体暴力反抗的极端行为是因为一次具体的矛盾冲突引发的,但是实际上,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心态是日积月累造成的,是多年来压抑的怨愤得不到有效的纾解而逐渐产生的。

  这种极端化的心态日益将整个社会割裂为强者与弱者对立的两极,并心理预设强者一定是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而弱者一定是饱受摧残求告无门的,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仇官、仇富”。这种在内心深处潜藏着对整个社会的仇恨情绪,认为自己一直是社会中的弱者的认识,往往使暴力者获得所谓的心理上的快感。

  毫无疑问,社会心态的暴力化,与法治的缺失密切相关。没有法律作为稳定的社会行为规则,人们的行为就缺乏长远稳定的预期。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公权力的非法暴力。我曾多次说,政府强拆或偷拆民众的合法住房,城管街头暴力执法,政法机关执法犯法,要对各种黑社会势力在基层的沉渣泛起承担一定的责任。基本的权利既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富可敌国也不能保证明天就不会被洗劫一空。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无论是占有很多资源的强势群体还是一贫如洗的社会弱势群体,在面对社会规则的不确定性时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让自己的未来更具确定性,很多人拼命追求权力和财富,力争成为制定规则、利用规则的强者;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则只能陷入悲观失望的心理,无法克服恐惧的绝望者则会成为潜在的社会的破坏者。而对待恐惧的这两种方式,又会造成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用暴力反抗强者,两者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暴力化和无序化。中国人变狠,也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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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讯)下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将修改宪法。官方新华社刚刚发布英文稿,称中国共产党将修改宪法,建议取消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的规定。

  这意味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完成第二个任期,极有可能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没有60后的高级干部担任政治局常委,意味著还没有敲定接班人。本次修宪,除了写进“习思想”和监察委的条款外,是否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备受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从宪法中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说法。

  该提案于周日(2月25日)公布。

  现行的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每一届是五年。

  1982年之前,中国还有过三部宪法。1954年的《宪法》规定主席任期为四年,并且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下一任主席就职为止。1975年通过的宪法决定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1978年通过的《宪法》仍然坚持不设置国家主席。1982年通过的《八二宪法》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一职。

  2018年1月,二中会议公报称,确定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

  另外,新华社周日早前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六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期间,习近平讲话时提到,宪法有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如下:

  一、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三、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四、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五、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六、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七、宪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八、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一款相应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九、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十、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应改为第八项至第十六项。

  十一、宪法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四项、第五项相应改为第五项、第六项。

  十二、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三、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一项“(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项至第二十一项相应改为第十二项至第二十二项。

  十四、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十五、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为“(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十六、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十七、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八、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九、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一条相应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二十、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二十一、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三条。

  以上建议,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8年1月26日

  习近平的终身制对“赵家共和”的震撼 by 何清涟

  2月25日开始,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称中国共产党将修改宪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建议取消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意味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完成第二个任期后,极有可能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此文一出,海内外不少中国人陷入激动、愤怒状态。

  谁之共和?赵家人的共和

  有老资格政治学者评曰:习近平要恢复终身制,是要恢复帝制,是对共和的伤害。还有人截了一段电影中袁世凯行洪宪帝制前国人反对的视频,放在网上,点击率飚涨。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都共和了,还想一人称帝?”更有多位民运人士发动网上签名,要捍卫共和,反对帝制。

  人们要对习近平的做法表达愤怒,这点可以理解。但他们发射的炮弹却找错了目标,因为中国的共和与民众无关。今天的中国国号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人民毫无关系,是名副其实的“赵家共和”。“赵家”,是近几年中国网民对中共统治集团的称呼,典出鲁迅小说《阿Q正传》,当地的一号士绅姓赵。

  在政治思想上,共和主义指以共和制来治国的一种意识型态,区别于君主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将所有公民共同统治国家的民主,以及只有部分人统治国家的贵族政治及寡头政治都视为共和政体。现代国家兴起以后,共和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及理论发展上有所不同,但被称之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人民不是统治者的所有物或附属品,并且大多有一部有效宪法确定人民基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政府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从上述特征来判断,中国确是共和体制,但是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共和,而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寡头共和,即赵家人的共和。当今世界共有200个国家,193个国家进入了联合国,其中有174个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只有19个,其中有五个是共产专制国家。而可怜的中国人民,到了21世纪,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因此,中国的“共和”,只与八千万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有关。不信请看事实:自邓小平开始,历经江胡两朝形成的家国一体的资源输送体制(共产党资本主义),受益者主要是共产党官员,与占人口80%的平民无关。

  一党专制下,个人专断与集体领导都是独裁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当中,无论是反腐还是军改,所有的政治动作都是集权,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中共规定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委员都必须向总书记述职,彻底改变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的格局,这种集权早已引发如潮批评。批评者将习近平集权、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都视为习要建立独裁政治,回归文革。行将紧急召开的三中全会,宣布要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导致批习搞独裁的声音铺天盖地。

  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学常识。批评者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

  中共政府以其政治实践昭告世界,中共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的统治模式,还是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奉行的集体领导(寡头共治,即媒体称谓的“九龙治水”)的统治模式,都没改变中共的独裁政治本质;习近平并非想恢复独裁,因为他接手的政权就是独裁政体,他只是想将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观诸世界近现代史,独裁政治中的个人独裁与宗教独裁,比较容易出现个人崇拜现象,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伊朗的霍梅尼。

  政治迫害也非文革的专利,而是专制极权政治的共性。从毛泽东建立中共政权那一天开始,中国的政治迫害就从未停止过,区别只在于有时进入宽松期,有时进入严控期。在各种运动期间,政治迫害集中,规模大,受迫害的人数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政治迫害就非常密集。文革期间因领袖意愿多变,政治形势变化太快,这一波政治运动的迫害者,在下一波政治运动中,就可能成为被迫害者。怀念文革的人,多数属于文革的最终受益者。

  因此,批评者认为习近平想建立或恢复独裁政治,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中共独裁政治的性质一直未变,习近平只是想将“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

  反对独裁的批评要找准方向

  廓清了中国的共和是“赵家共和“,中共一直是独裁政体这两点之后,现在再来探讨是否要批评以及应该从什么方向批评。

  对于习近平变寡头独裁为个人独裁、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变为终身制,利益受损者并非民众,而是中共党内高层,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官中的接班人“种子选手”。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确定的集体领导制、五年任期制,让权力变成寡头(政治局常委/委员)共享,寡头们纷纷将这些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族大都成为巨富。更重要的是,这些种子选手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长跑,得益于任期制,可以按部就班爬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比如胡锦涛与习近平登位大宝,让一干种子选手有了盼头。现在你习近平居然要修宪废除任期限制,让种子选手们等不到接班机会。对于赵家人来说,此种修宪,不可不反。

  但本次修宪无关政治体制的改变。不管有无任期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独裁,这种只与全国八千万党员有关的制度修改完成之后,独裁政治还是未改分毫。因此,我觉得赵家人为此激动、愤怒,都是可以理解之事;但赵家之外的平民,与本轮修宪没有相关利益,他们遑论投票权利,就连议论国是的资格都没有,当真用不着太将自己不当“外人”,代替赵家人出征,去骂习近平要建立独裁、想当皇帝。

  赵家人以外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关心、批评修宪,但方向不同,正确的方向是将这部中共宪法改成人民宪法,解决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核心点则是:要求废除现行《宪法》中规定的中共执政权,确立民选政治与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中国人不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却代赵家族长的种子选手能否接班操心,即使操碎了心也还是赵家家奴,成不了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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