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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奇迹”与深圳折叠-墙外楼

  作者 :谷小容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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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奇迹”与深圳折叠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从1979年到2015年, 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23%,被誉为”深圳奇迹”。“深圳奇迹”的另一面,是深圳折叠。

  同样是从1979到2015年,深圳常住居民人口增长了36倍。但是,如下图所示,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以红色实线标注的户籍人口长期趋于平稳,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明显增长;而以绿色虚线标注的非户籍人口则从80年代初的零增长到90年代后迅速攀升,直到2010年左右才有所缓和。2015年,深圳约有789万非户籍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近2.2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经获得深圳户口的新移民)。也就是说,在深圳生活的每三个常住居民中有两位是外来人口。考虑到官方数据可能比实际管理人口要低,深圳的外来人口比例应该更高。

  长期以来,深圳政府对外来人口提供的资源和服务都比较少。在2017年出版的《向深圳学习》一书中, Eric Florence追溯了媒体在不同时期对外来人口的报道。在八十年代,媒体呈现的农民工形象非常单一。他们被描述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地流入” 城市, 扰乱城市秩序,带来治安隐患。报纸经常呼吁政府加强管制。九十年代中期,舆论导向发生了变化。媒体开始承认他们对深圳发展的贡献,是“特区的建设者”。但是,媒体通过强调以自强自立为基础的“深圳精神”,刊登下岗工人和大学生的成功故事来教导民工如何在“深圳这篇热土”上努力奋斗,提升自己的素质。换句话说,通过强化个人素质的作用,媒体规避了是户籍制度将民工长期排除在特区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事实,而弱化了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义务。

  深圳的折叠还体现在经济发展和人口的空间分布上。如下图所示,在1985年至2015 年期间,一条横跨南头、西涌的“二线关”将深圳分隔为“关内”(即原深圳特区)和“关外”(即特区之外的边缘地带)两个地带。早些年,外地人须持边防证、港澳通行证或护照,在检查站的关口下车接受检查,才能入关。这条区隔线也成为深圳社会经济生活重要的分割点:从产业分布来讲,关外聚集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关内集中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商业贸易;从人口分布来说,关外的城乡结合部吸收了大量在工厂、工地、“低端”服务业从业的民工,而关内是拥有本地户籍的中产阶级和新移民的地盘(关内散布的“城中村”也是农民工和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年轻人聚居地)。据人类学家马立安观察,这条线事实上是农村与城市在深圳的分界,也是原深圳特区与宝安县的分界、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分界。

  接下来我们要问,流动人口对深圳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下图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后深圳的劳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80年代初,深圳常住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低于50%,且呈下滑趋势。这种情况从80年代中后期迅速得到扭转,与图一中的非户籍人口增长趋势相呼应。截至1990年,深圳的劳动力人口比达到60%以上,之后20年保持平稳上升。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城市发展模式,深圳奇迹由诸多因素造就,除了主流话语中的政策支持、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之外,流动人口的贡凤凰彩票平台献不应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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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村”如何办教育?

  2014年下半年,我在深圳南山某社区对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小半年的社会调查。这个社区隶属一个街道办,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社区,包括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及其配套机构如医院、学校、商业住宅区和旧民房组成的“城中村”。而很多此社区的“本地人”是80年代初从全国其他城市以干部身份调过来的专业人才,他们严格讲也是深圳的移民。他们非常愿意参与社区活动,比如做志愿者、举办公益活动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community)。

  我考察的这所农民工学校(简称A校)今年已有20年办学历史,毗邻“城中村”。1997年至2004年间,由于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投入,仅靠收取低廉的学费维持,A校“借住”在一所公立小学的废弃教学楼里,桌子椅子都印着其他学校的名号。尽管近几年深圳逐步加大了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A校在财政方面一直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A校采取了颇有特色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它在成立之初就参考香港经验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是我国从90年代就开始推行的中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目的是下放行政权力和提高学校自主性,但也会让很多资源匮乏的学校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通过董事会制度,A校发动了社区的力量来办学。2014年董事会成员包括:校长、校监(当地某公立学校前校长)、陈先生(当地重点学校创校校长,也是早期调任社区的干部)、教师代表和城中村代表。董事会定期开会决议,设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来规范办学和建立教学激励机制。同时,董事会把当地社区中有名望的人吸收进来,为学校赢得丰富的社区资源。比如,当A校2004年必须要从“借住”的校址搬出来的时候,学校有限的经费根本无法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租到合适的校舍。作为董事会成员,城中村的村支书回去劝说村民:“这个学校有1400多个孩子,他们没书读,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人要可怜这些小孩。另外这些孩子留下来的话,有1400个家庭,本地人每家都有1栋出租的,那这1400户走了,你们的房子没人凤凰彩票网站租,你的租赁经济也弄不起来。”最后村民一致同意以非常低的租金把旧厂房租给学校。董事会还会为学校拉来很多社会捐赠,比如教室里很多基础设施如投影仪和电脑都来自于此。总体而言,董事会的成员名望高、社交圈子广、在地方事务上有影响力,能解决学校发展中很多其他类似的实际问题。

  A校在教育理念上也注重提升流动儿童对城市的适应力。学生中有很大比例之前都留守在农村,条件允许了才随父母来深圳。因此,适应城市环境、消除与父母之间的隔阂、新旧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不统一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为此,A校组织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体育小组,让每个学生有机会与同龄人和老师建立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我在访谈中明显感受到,很多孩子谈起与父母的关系时会尴尬冷场,但谈起自己的球队和教练却滔滔不绝。另外,A校派出的体育队常常在与公立学校的比赛中拿奖,这也对提升民工学校和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起到了正面作用。A校通过动员社区力量和提升组织能力来协助流动儿童,这种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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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学者陈金永曾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快速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城市化”(incomplete urbanization),也就是说,基于户籍制度的人口管理和社会治理使农民工成为了城市里“只讲奉献不能索取”的社会群体。这种城市化降低了流入地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却让无数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为此支付沉重的代价。如何在城市发展和流动人口个人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让流动人口在城市里找到归属和价值感,是公共政策和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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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作者藤田祥平是一名26岁的日本年轻人。在第一次来到深圳后,他被这里的繁荣和发展所震惊。感慨之下,他对日本占据主流社会话语权的“大叔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日本,藤田属于成长于“失落20年”的一代年轻人。在经济长期相对低迷的局面下,在这批年轻人中存在普遍的“闭塞感”和“无力感”,虽然本文作者的想法也许并不全面,但也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日本年轻人的心态。参考消息网将该文编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深圳颠覆了我的“常识”

  我出生于1991年,当时的日本刚刚被泡沫经济破灭的气氛所笼罩,而我曾是那个过去时代的宠儿。我今年26岁,父母在大阪郊区经营一家比较大的二手车商店。小时候,家里还算有点钱,但后来可以说是家道中落。

  东日本大地震那年(2011年),母亲突然去世了。从那时候起,父亲偶尔会抱怨没钱。我也与父亲谈起过是否要继承家业,父亲却说:“这一行未来不会有什么空间,别做这个了。”

  于是,我开始以撰文为生。这个工作虽然不会大富大贵,但好歹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这样,我为网络媒体写了一年文章。我主要关注电玩和小说题材,但如果有别的约稿,我也会接下来。上个月,应一家媒体之约,我决定去中国采访。采访主题是了解中国的VR市场。

  就在这次采访期间,我感到自己的“常识”被从根本上颠覆了。

  IT业巨头腾讯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印象中这里大致相当于丰田总部所在的日本爱知县。我从香港转道前往深圳,随着自己越来越接近市中心,一种感觉愈发强烈:

  “日本输了,至少从经济而言确是如此。”

  这才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吧?

  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直抵云霄,还有不少工程正在施工。

  深圳市中心名为“华强北”的地段是一条电器街,其面积有15栋“有都八喜”(日本一家大型电器连锁店)那么大,其中满是品牌直营店和个体商店。

  这里街道上各处停放的自行车都是一个型号,由世界上最大的共享单车服务公司摩拜提供。用户只需用手机扫描就可随取随用,任意停放。

  商场里有出售椰子的自动售货机,里面堆满了新鲜椰子。用聊天软件“微信”“扫一扫”完成支付后,售货机就自动在椰子上钻个洞,插上吸管,然后送到出货口。

  “微信”几乎已经普及于所有的小商店,即便是在充满古旧感的杂货店,只需用手机扫上店主大叔的二维码,就能完成支付。

  我深深感到,如果把一国经济比作“人”,那么中国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要让自己动起来,身体就会充分发育。而这个国家恰恰拥有大量能“让身体动起来”的年轻人。

  相比之下,老龄化下的日本即使想动,身体也动不起来。这意味着,今天的日本能够从当今中国学到的新东西,恐怕并不多。

  走在令人震撼的深圳街头,我想:“我们这也算是体验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了吧?”(日语中“经济高速增长期”通常指战后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时期。出生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作者这一代人,并未体验过日本的这一时期——译注)

  我在深圳街头流下了眼泪

  在深圳,街上的人们总是在讨论着什么,几乎每若干行人中,就可能有一个在愉快地哼着歌。鱼群般的汽车排成长龙,时不时会有司机按着汽车喇叭,这儿没有日本所谓“礼仪”那些繁文缛节的束缚,只有深入人心的对话和感受。

  请允许我唠叨一句:我是在泡沫经济破灭的乌云之下出生的。我活了26年,说实话,我从没想过人们可以如此充满希望地活着。

  在我采访那些深圳的VR行业企业后,我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他们的决定非常果断。有些项目策划虽然听起来让人略有疑虑,但却很快就会出现在市场。

  我在当年坐班工作时,曾经写过各种策划案,不过因为是在日本,往往很快就被直接驳回。但在这个国家,却很可能会顺利通过。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思考和行动就能够付诸于现实,我的工作也可以得到真正的成就感。

  说实话,他们很令人羡慕。在深圳街头到处闪烁的LED屏下,我好几次流下了眼泪。我在想,在这个国度,如果文章写得好,也是能养活自己的吧。

  日本还剩什么?恐怕只能输出人才

  不过,我也只能瞎叨叨。面对眼前的中国,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日本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文化。

  我在深圳体验的VR产品质量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这里的“惨不忍睹”并非比喻,而是因为在我戴上VR眼镜体验这些产品时,经常会觉得眩晕和不舒服。如果究其根源,恐怕是由于历史原因,这里还缺乏制作此类产品的文化积淀。

  正因为如此,有长期娱乐业经验的日本应该加强文化产品的输出。打个比方,就像是悟空(此处指日本动漫《七龙珠》中的悟空——译注)、马里奥、皮卡丘的动画形象也能让对方不自觉地接受,这是潜移默化的输出。

  当然,上面这些话,以前应该都有人说过。不过我想多说一句——日本应该做好优秀人才的输出工作。

  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以至于今天不得不要穷心竭力,才能留下日本文化和经济的基因。

  致我们的人生前辈们

  我想代表日本20多岁的年轻人们,向我们的人生前辈说几句话。无论你们是身居管理层,或是经营者,抑或是决策者,我都希望你们能听到我的几句话。

  目前的局面是你们这一代人形成的,但我们并不是要向你们抱怨什么。我想说的是,应该给予有能力的年轻人一定权限,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灵活安排劳动时间,应该实现女性员工和男性员工的“同岗同酬”,应该从已经没有前景的国内战斗中撤退出来,转移到中国这个战场。

  具体而言:

  请充分认清中国的体量,从“授之以鱼”转为“授之以渔”。

  日本拥有与国际社会的一流协调能力,我们应当继续维持美国及欧盟国家畅通的沟通渠道,并对中国采取自主的协调路线。

  请卖掉已经读完的英语教材,买些中文教材回来。这意味着去参与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市场。

  请看看如今日本的出生率数据;

  请看看如今日本应届毕业生的人均工资数据;

  请看看如今日本的人均劳动时间数据!

  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今疲惫不堪,食不果腹。如果仍然推行现在这样明显错误的战略,我们就会逃离这个国家。

  请在你的公司里找个年轻人送到中国去,不论他是谁。

  只要给他配个翻译,他就可以做任何工作。

  我想和你们说:拜托了,不要把我们年轻人当作稻草人,当成你们抱怨的对象,请把我们当做经济的子弹。

  你们年轻的时候,难道不是那样认真对待美国市场的吗?

  你们之所以能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幸存下来,之所以能够让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裕与发达,靠的不是忠实地服从上级命令,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根据自己的想法行动。所以你们才能培养出我们,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下一代。

  那么,也请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会培养出下一代优秀者。

  请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机会!请关心我们的想法!如果不这样,我们就要抛弃日本,各行其是。也许大家不是一齐离开,而是有能力者首先离去——你们肯定知道,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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