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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阿里巴巴在美遭7家律所诉讼-墙外楼

  工商总局“白皮书”公布后,阿里巴巴集团因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有7家律所介入。有律师认为,此前工商总局“白皮书”仍可作证据。

  7家美国律所已介入调查

  自1月27日,淘宝官方微博质疑工商总局抽检结果开始,被广泛关注的阿里巴巴和工商总局的“过招”告一段落,不过,阿里巴巴还面临更多麻烦。

  据外媒昨日报道,阿里巴巴在美遭到集体诉讼,被指控发布误导性声明并隐瞒受到监管调查的情况。美国律所Robbins Geller Rudman&Dowd LLP上周五宣布以涉嫌违反证券法为由将阿里巴巴及其部分高管告上纽约联邦法院。

  该律所认为阿里巴巴上市前,公司高管曾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官员进行会议,监管方提出该公司可能存在非法商业行为,但阿里巴巴并未披露相关消息。在工商总局的会议记录中,提到阿里旗下淘宝销售假货等问题。据外媒报道,目前已有7家美国律所表示将介入调查。

  外媒引述阿里巴巴发言人的回应称:“阿里巴巴认为诉讼中指控的罪名缺乏法律依据,公司将积极抗辩。”阿里集团相关负责人昨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并未对上述事件进行表态。

  近期,2014年在美上市的阿里巴巴股价备受打击。阿里巴巴发行价为68美元,上市第一天开盘价高达92.7美元。2015年1月26日收盘价103.99美元,到1月30日时,收盘价为89.08美元,四个交易日总市值蒸发约367.53亿美元。

  律师称工商总局无权决定“白皮书”效力

  1月28日,国家工商总局曾公布一份对阿里巴巴集团行政指导的“白皮书”,称阿里巴巴存在5大问题。不过1月30日,国家工商总局称上述“白皮书”实质是行政指导座谈会会议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当天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同意联手打击假货,维护消费者权益。

  中国律师郝俊波于1月30日公开发布阿里巴巴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征集令。郝俊波昨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工商总局没有权利决定“白皮书”无法律效力,核心问题是淘宝售假等问题是否是事实。他认为,阿里涉嫌“未向投资者披露不利信息”。

  据郝俊波介绍,目前律师们所怀疑的是阿里巴巴是否和某些官员或董事违反了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郝俊波称,目前已有投资者委托其进行诉讼。

  与此同时,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尽管工商总局说白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白皮书中的内容仍将起到证据的作用。律师可将其提交至美国法院,并按照白皮书的思路进行调查。张远忠认为,如果白皮书中的内容确实发生在阿里上市前,阿里可能涉嫌虚假陈述、欺诈上市,将面临美国监管方的严重处罚。

  背景

  多家中概股曾遭集体诉讼

  据外媒报道,“围攻”阿里巴巴的美律所达7家。查询这几家律所代理过的案件发现,近年来,他们都有对中概股发起诉讼的记录。

  这几家律所所调查或起诉的中概股公司,涉及中石油、新东方、分众传媒、兰亭集势、世纪互联、聚美优品、安博教育、龙威石油,其中集体诉讼居多。这些案件的最终结果,多以和解和尚不明确告终。

  2012年7月,美国7家律师事务所向新东方发起集体诉讼,指控新东方发布了虚假和误导信息,包括财务报表夸大了资产规模或者现金流。诉讼目前仍未有明确结论。

  2014年5月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7个月后遭PomerantzLLP发起集体诉讼,指控聚美优品及其特定高管向投资大众发布了错误的、误导性的声明。随后4个月里,聚美优品市值缩水60%以上,但该案至今尚未有定论。

  兰亭集势是为数不多公开承认存在虚假和误导声明,而已赔偿和解的公司。2013年8月美国4家律师事务所发起集体诉讼,指控兰亭集势作出了虚假和误导性声明。2014年9月,兰亭集势宣布以155万美元就集体诉讼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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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南天一剑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孽论《社保不是万能的》

   此文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顾事实,把民众应得的社保说成是靠政府的施舍。

  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的孽论到真不多见,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

  

  在这里我请教你十个问题,同时斗胆“敬请“贵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低智能笑话。

   《一》

  “我国有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仅有9%的居民认为退休自己负责。”请问人民日报:政府到底是财富创造者,还是靠全体纳税人养活的行政管理者?如果是前者,那我到觉得中国民众太幸运了,今后我们中国所有民众不用去工作劳动,让政府来供养好了。如果是后者,这能算是靠政府吗?请问人民日报:在几千年以来,世界上有靠政府养育的国民吗?

  

  《二》请问人民日报,贵报所说的这63%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些自己不用上缴一分钱保费,而又可以领到比上缴保费的人多出三五倍退休金的人吗?据我所知,这部分人人数大概在3700万左右,应该没有占到63%。如果这63%是指那些一个月只能领到70块钱的老人,请问人民日报:在同样不用上缴保费的情况下,一种人一个月可以领7000块甚至更多,而另一种人一个月只能领70块,这种情况到底又是谁在养谁呢?

  

  《三》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我不需要政府为我养老。从现在开始,我自愿退出社保,请问人民日报:我让政府退还本人已往上缴的保费,让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不需要政府为我操心可以吗?

  

  《四》(2013年我国有19个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合计1702亿元,很多省份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勉强维持基金的正常运转。全国层面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连续3年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养老保障水平继续提高的潜能正在下降。)上述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据我所知:我国民众上缴养老金保费占国民收入的28%,高出国外同期保费三倍。为什么如此高的保费还会出现巨大亏损,这个责任应该有谁来负?

  

  《五》据工人日报披露,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体人员,花掉了我国80%的养老金资源。请问人民日报: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也像我国一样,自己不用出钱上缴保费,却比出钱缴保费的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

  

  《六》民众把自己的钱交给社保局保管,等自己老了再去领回以补家用,这到底算谁养谁?如果这样也算靠政府,请问人民日报:当你把钱存在银行,等需要用时再取出来,这是否也算银行来养你呢?

  

  《七》现在中国民众谁都不愿意政府来养自己(除真正的吸血鬼和寄生虫外),政府为什么还要强迫民众去加入社保,硬要让自己去养民众呢?如果真是这样,请问人民日报:中国民众为何这样不懂”感恩”呢?

  

  《八》只有好吃懒做的废物才靠别人来养活,请问人民日报:你到是靠谁来养活的(因为我只知道报业是靠广大民众认可的)?

  

  《九》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谁在信誓旦旦向国民许下的庄重诺言呢?

  

  《十》现中国有3700万不用缴养老金,而且还能比别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人,这些人到底是政府企事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国民在养政府?还是政府在养国民?

  

  在这里我奉劝真话不敢说,谎话又说不圆人民日报一句:你该笔下积点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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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58分,有报道称匿名央行人士称对近期跨境资本流动表示关注,并可能选择使用如下措施:一、继续下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或 二、继续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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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大量流出中国 外媒预测人民币贬值

  彭博新闻社报道,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的资本外流量是1998年以来最大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一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架构确实在改变,而且外界预期的人民币的贬值已经出现。人民币的贬值被认为与资本外流有直接关联。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说,从2005年到2013年,人民币兑换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从2014年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下跌。国际金融媒体普遍预测,这一下跌趋势2015年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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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五跌停的意外发现:谁在和中国央行暗战

  2月2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一度跌至6.2604,较当天中间价跌幅达到1.986%,再度逼近央行设定的单日汇率浮动下限2%。

  这已是过去八天人民币即期汇率第5次逼近跌停。

  一家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坦言,它的幕后推手,正是越演越烈的人民币境内外汇差套利行为。

  上周一以来,他发现越来越多境内企业与金融机构从境内人民币市场大举购汇(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然后将这些美元资金迅速转往香港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市场结汇(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从而套取人民币的境内外汇差收益。

  ”每天基本会有80多个基点的汇差收益。“他说。这意味着一家企业若投入1亿美元资金参与套利操作,每天至少能创造约80万美元收益。

  然而,套利行为的盛行,某种程度触发了境内人民币市场购汇盘潮涌,导致人民币即期汇率屡屡跌停。

  不少银行外汇交易员不无担心地表示,若人民币即期汇率再持续逼进跌停,不排除央行可能采取汇率干预措施遏制这类套利行为。

  “但这些企业似乎吃了定心丸。”这位外汇交易员称,它们之所以敢玩转这类套利交易,就是看中境外资本正在竭力压低离岸人民币汇率,与力求汇率稳定的央行开展一轮暗战。

  境内外汇差套利兴起

  这位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直言,在人民币汇率市场,一直存在两种报价,一是境内市场的人民币即期汇率报价,二是香港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市场的离岸人民币汇率报价。前者某种程度折射央行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的意图,后者则代表境外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的预判方向。

  在此前数年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情况下,即便两者存在100多个基点的汇差,也很少触发境内外汇差套利行为。究其原因,是多数机构更愿持有人民币坐等升值收益。

  然而,随着近期美元强势升值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种局面正被迅速扭转。

  他回忆说,在1月26日人民币即期汇率首次逼近跌停前,香港NDF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报价要比境内市场低247个基点,触发当天早盘众多企业在境内市场购汇,然后将这些美元悉数转往香港结汇,套取247个基点的汇差。

  由于这种套利行为引发境内市场的购汇盘潮涌,很快触发人民币即期汇率一度逼近跌停。

  “上周以来,类似现象已经出现多次。”他说,很多企业都是根据隔夜美元指数涨幅预判人民币跌幅,就在当天早盘先压低NDF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价,扩大人民币境内外汇差,然后就在境内大举购汇,并将美元拿到香港NDF市场结汇锁定汇差收益。

  他意外发现,每当人民币即期汇率逼近跌停时,人民币境内外汇差往往缩小到40-50个基点。由此,套利行为开始消退,带动即期汇率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但是,由于境内采取资本管制措施,企业要完成上述套利操作,绝非易事。比如将境内购汇所得的大量美元如何迅速转到香港市场结汇出售,就是一道难题。

  一家贸易企业主管透露,其实这对某些境内企业并非难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在香港设立一家“窗口”公司,通过这家公司与境内企业签订一系列贸易合同,就能在贸易项下,迅速将美元汇到窗口公司账户实现套利操作。甚至,有些企业为了加快套利交易速度,先让境外窗口公司将手里的美元资金结汇出售,然后由境内购汇所得的美元资金弥补缺口。

  他直言,这种做法的好处,不仅帮助企业将不少“滞留”在境外窗口公司的利润进行避税,还能套取相应的汇差收益。

  上述外汇交易员指出,目前参与这类套利交易的,主要是境内贸易企业。一方面他们有利润转移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购汇额度往往高于结汇,从而间接锁定人民币贬值风险。

  “周一早盘人民币境内外汇差超过80个基点时,就有不少企业参与这类套利交易。”他说。在他看来,这种套利行为应该已经被央行相关部门关注到,但这些企业之所以敢于火中取栗,是因为他们在豪赌境外资本正在竭力压低人民币汇率,与力求汇率稳定的央行开展一轮博弈。

  估值博弈催生套利盘

  在这位外汇交易员看来,近期央行通过调整中间价,似乎在有步骤地扭转人民币大幅下跌走势,转而容忍人民币跟随市场缓慢下跌。尤其是上周一人民币即期汇价首次逼近跌停后,第二天央行就上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似在有意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

  有经济学家指出,央行此举是向市场传递某种政策信号:正在建立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

  多位外汇交易员认为,央行所设定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范畴,可能是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0-6.3附近进行宽幅波动。如此,一来它能对美元汇率适时贬值,确保出口产业稳健回暖,二来它也能对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保持适度的缓慢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创造有利环境。

  然而,某些境外资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更倾向人民币会出现一轮快速贬值。

  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认为,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已经累计分别升值40.5%和51%。如今随着美元强势升值,加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资本撤离,不排除人民币短期出现约10%的技术性回调。

  “过去数年人民币单边升值,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境外套利资金。如今这些资金看到人民币双向波动导致汇差收益大幅缩水,自然就会考虑改换门庭。”他进一步指出,据他所知,目前不少日元兑人民币套利资金正开始撤离。以往,他们每年通过借入日元兑换成人民币,可以享有4%-5%年化无风险利差收益,但随着过去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约3.1%,他们发现将套利资金转向美元,可能获得比人民币更可观的收益,便开始纷纷撤离人民币资产。

  在上述外汇交易员看来,正是境外资本与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意见不一,导致境外人民币汇率报价往往低于境内市场,从而引发套利行为潮涌。

  ”但是,这种套利行为未必会持续很久,因为境外资本也害怕央行采取汇率干预措施,从而损伤他们自身利差收益。”他指出,一旦人民币汇率跌破2014年最低点6.2676,则可能令这些境外资本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更加悲观,进一步加快资本撤离速度,从而持续导致人民币境内外汇差扩大,激发更多套利盘涌现。

  截至2月2日收盘时,美元兑人民币收盘价报6.2597,离2014年最低点仅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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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时报》人民币为何不再升值?

  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额贸易顺差一直支撑着人民币稳步升值。如今人民币却面临着贬值压力,这种压力来自资金外流,以及欧元、日元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导致的连锁反应。

  今年迄今,人民币汇率下跌0.7%,至1美元兑6.25元人民币上下。2014年人民币汇率已下跌了2.4%,这是自2005年中国放弃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以来,首次出现全年大幅下跌。

  这轮贬值发生在中国贸易顺差增长的背景下,而在2005年到2013年期间,贸易顺差推动人民币汇率累计上升了37%。

  2014年12月,中国取得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月度贸易顺差,而中国各银行的外汇购买量——这一指标可粗略衡量资金流入规模——却减少了1180亿元人民币(合190亿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

  通常,由于出口商需要把收自境外客户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贸易顺差会导致银行买入的外汇增加。然而,分析师表示,在出口商预计人民币会下跌的情况下,他们不再把收到的美元换成人民币。此外,以投资为目的的外汇流出,也对贸易所产生的流入起到了抵消作用。

  根据外汇交易员的说法,贸易顺差不再是汇率波动和资金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与此相反,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以及欧洲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举措,推动资金流出新兴市场、流向美元资产。

  上海某小型中资商业银行的一名交易员表示:“过去所有人都只关注贸易数据。如今,人们在关注利率和欧元行情。”

  事实上,最新一轮人民币贬值表明,虽然中国实行严格资本管制,限制短期资金流入和流出中国,但对于过去曾冲击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的因素,中国已不具有免疫力。

  很多年来,投资者一直想方设法规避资本管制,将资金投入中国。如今,资金却在以相反的方向流动。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超过了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增多,这一趋势将会加速。

  资金外流也在加速。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季度和3季度金融账户赤字总计近250亿美元。4季度数据预计将显示资金外流加剧。

  “人民币还会继续走弱。”上海耀之资产管理(Yaozhi Asset Management)投资交易总监王影峰说,“欧洲、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经济都出现了疲软,而美国一枝独秀。这与美元相对全球其他货币走强密切相关。”

  人们普遍预计,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达到6.4至6.5,比去年末下跌3%至5%。

  分析师表示,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转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对高调启动的“沪港通”项目热情不高。这个让境外投资者首次能够直接投资沪市的项目开通已有两个月,并且中国内地股票的表现位于全世界前列,然而沪股通3000亿元人民币的总额度只用掉了不到三分之一。

  当然,相对于欧元、日元和新加坡元等其他货币,人民币跌幅是很小的。事实上,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下跌,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去年下半年上升了10%。

  一些分析师认为人民币下跌是中国央行(PBoC)有意为之,是为了维护出口竞争力打的货币战。但去年4季度外汇储备减少,显示央行或许曾有意通过干预推高、而非打压人民币币值。

  中国央行持续将每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设在即期汇率以上,进一步显示当局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大幅下跌。

  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安德鲁?蒂尔顿(Andrew Tilton)表示,政策制定者不太可能人为推动人民币贬值,因为这样做会波及北京方面的改革努力。

  他说:“这与他们的其他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比如让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使用,以及吸引境外投资者到中国股市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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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维罗妮卡(Veronica)站在加拉加斯山顶,俯望这座海拔约1000米的委内瑞拉首都。维罗妮卡是委内瑞拉军人的后代,自称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

  “加拉加斯太小”,她说。

  “是吗?从这里看下去,城市显得好大啊。怎么说小呢?”我问。

  “富人、穷人、高楼、贫民窟、外地人、入侵者、腐败分子、犯罪……什么都有,这座城市,根本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这么多人和东西。”她说。

  “入侵者?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在家里呆着,随时可能有人拿着武器‘入侵’(invade)进来,并把主人赶走。警察没法管理这些行为,法律也没法遏制这些现象。在这里,所有人怕所有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我好无力。”

  “无力感(powerless)”。这是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境遇与感受的形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月初访问北京时,恐怕也难逃这样的心情。

  我一直对委内瑞拉这个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好奇,这次终于成行。我希望通过亲眼观察了解三个问题,一是委内瑞拉当前的政经形势如何;二是这里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多社会主义;三是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存在感。

  当我亲身体验了委内瑞拉贬值的汇率,高企的通胀和动荡的社会秩序,特别是跟维罗妮卡这样的当地人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笼罩着无力感。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虽然打着查韦斯的旗帜,但在跌倒的油价面前,已经很难维持查韦斯时代的社会福利。马杜罗指望中国拯救经济,但多数委内瑞拉人对此并不买账。

  1月中旬,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委国每桶原油的平均销售价格只有47.05美元,不到2013年价格的一半。时间进入2015年,油价依然没有反弹的迹象,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委内瑞拉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执政的马杜罗政府也因此加深对中国政治与经济支持的依赖。

  2015年1月7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华并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中国称为“亲密朋友”的马杜罗在会谈中表示“委方正在制定经济恢复计划和长期发展计划,将扩大国际范围融资,增加生产领域投资,希望同中方共同做好下一步合作规划,开辟工业、能源、科技、融资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对此表示支持,随后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委内瑞拉方面表示,将通过上述协议从中国获得200亿美元的贸易及投资款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400亿美元贷款。委内瑞拉每天向中国出口50万桶石油,其中近半用于偿还中国贷款。很多来自中国的资金被用于一些尚未完工的基础设施和住房项目,并未起到扭转委内瑞拉经济颓势的作用,特别是普通的委内瑞拉人很少感到从中获益。

  在加拉加斯,来自中国的汽车、家电随处可见。日用品大多进口自中国。不过,我遇到的几个当地人都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并未给委内瑞拉带来就业和繁荣,甚至造成一些当地企业倒闭。

  委内瑞拉人大多不缺少对经济衰退的记忆。1958年之后,该国开始实施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依靠石油资源的经济发展确实推动过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过于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却给委内瑞拉的国家建设蒙上阴影。1980年代,随着油价暴跌,经济陷入不稳定,1989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通胀,达到81.1%。

  委内瑞拉前贸易产业部部长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在《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里回顾1989年经济危机的情景写道:“我们在选举中获胜后削减了补助,上调了油价,随后在加拉加斯引发了暴乱,城市充满暴力、恐惧和无序…我们的经济改革计划没有带来希望和繁荣,反而成为了街上的暴力、增加的贫困和更深的不公平等来源…我们的无力感确实跟很弱的、不起作用的制度有关。”

  公众对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满情绪爆发,到处发生暴乱的形势下,委内瑞拉1992年发生政变。后来入狱的政变发动者就是查韦斯。

  1998年,查韦斯最终掌权,并在当选总统后提倡“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施聚焦穷人需求的“惠民政策”,并把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产业“国有化”(政府占60%以上的股份)。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接任总统就是月初刚访问过北京的马杜罗。马杜罗打的旗号是继承“查韦斯路线”,依然提倡“社会主义政府”,但他却没有查韦斯那样的领袖魅力和统治能力。

  “所以,到了马杜罗时代,许多人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查韦斯时代的政府公信力也没有了。我父亲跟我说过年底可能发生政变,”维罗妮卡对我说。

  据我在加拉加斯的观察,崩溃中的治安,无序中的通胀和暴跌中的油价是委内瑞拉经济社会正在面临,也难以克服的三大难题。

  “你觉得怎么解决这些难题?”我在山顶问维罗妮卡。

  她回答说,“为了解决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通过政变来换掉马杜罗总统,并逐步转移到新的政治体制,尝试新的发展模式。它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吸收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体制。毕竟,社会主义也有积极的要素。比如,如何照顾社会底层的权益,如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等,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发挥作用。而且,自从查韦斯总统强调‘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作为委内瑞拉人的传统和尊严。”

  一边拨弄头发一边抱怨“最近买不到洗发水”的维罗妮卡是前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她认为,“无论如何,查韦斯拯救了国家,为祖国带来了希望”。不过,委内瑞拉大多数富裕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体制(Chavista regime)是不满意的。毕竟,该体制是优先考虑并照顾穷人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制,借用她的语言说,是“反资本主义体制”。

  政变没有发生。“不过,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我不能说查韦斯的好话,否则会被周围的人指责,甚至攻击”,维罗妮卡说。

  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国家经济的下滑,不少委内瑞拉商人都往外跑,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美国等国谋生。这一近况与在该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许多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等来加拉加斯城发展的时候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在加拉加斯市内也能够感觉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尤其是人才和资金,正在流失。

  据政府统计,2012年,委内瑞拉的犯罪数量达到约27万件,其中,杀人事件为15000件。根据《委内瑞拉暴力观察》(Venezuelan Violence Observatory)的统计,2013年,约25000人在杀人事件中遇难。据当地人介绍,这些事件的2成左右是在首都加拉加斯市内发生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委内瑞拉2013年的通胀率达到56.2%,2014年达到69.9%(截至10月份)。怪不得维罗妮卡买不到洗发水,过高的通胀率造成进口成本的攀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陷入严重的短缺。

  另一个使我惊讶的是它的汇率。委内瑞拉政府把美元对本国货币“强势玻利瓦尔”(Bolivar Fuerte,以下为“委币”)的汇率绑定为1:6.3。但在黑市上,汇率却完全不同。当地一位女商人专门给我浏览了他们熟悉的黑市汇率网页,显示的汇率为1:173(2015年12月23日)。

  “由于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只有通胀,没有汇率,这些钞票很有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垃圾。所以,我们只好想方设法通过你们这样的游客拿美元来储蓄,”她说。

  根据多方信息,委币是不允许直接换成美元的。我离开委内瑞拉之后去了玻利维亚。本来打算到了那里把委币换成玻利维亚当地的货币,去了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地方试图换钱,结果没人能给我换委币。位于玻利维亚最大城市拉巴斯市内的银行工作人员在窗口对我说,“很抱歉,但现在我们无法了解委币的真正价值,所以没法换。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以后可能也可以。但现在不可以。与委币之间,实际上是没有汇率的状态。”

  逛了好多地方,终于能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机场换委币。先把它换成哥伦比亚的货币,然后换成美元。我换了900委币,窗口的工作人员给我的是6美元,等于1美元:150委币。大致判断,这或许是委内瑞拉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值。

  汇总几个商人告诉我的数据,委内瑞拉人的平均月工资大致为5000委币。有一天晚上,在加拉加斯一边当我导游,一边给我介绍委内瑞拉政经形势,曾在美国留过学的若热(Jorge)带我去当地很受欢迎的,据说中产阶级常去的餐厅吃饭。点了牛排、沙拉、葡萄酒、甜品、咖啡,一个人10美元左右。如果以1美元:150委币这一有可能的“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值”来算的话,等于1500委币。从中可以看出,在加拉加斯,人们的收入水平并没有跟上高涨的通货膨胀。

  “没有钱,也缺货,既买不起,也买不到。你看到我们的经济有多严重吧”,维罗妮卡这样描述老百姓所面临的委内瑞拉经济形势。委内瑞拉通过“石油还贷款”从中国获得的数百亿美元似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景气。

  那天抵达位于加拉加斯北边,沿加勒比海的迈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之后,我只得在机场这一英文相对通用的场所收集为委内瑞拉的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有关信息。过关排队时遇到的年轻男子正好是个之前在波士顿上学的加拉加斯人。我跟他说我将住在老城(Centro)的一家酒店,他强烈反对,警告我有可能被抢,说老城特别危险。“我是认真的,就算是我们当地人,也从不待在那片区域。”他说。

  到了酒店之后,酒店老板赫尔曼(Helman)也警告我说,“你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护照、信用卡、手机、相机等,带一点点现金就行,最好要穿得破一点。街上坏人太多,犯罪者不少,随时有可能被抢。”

  说点感性的话。我在加拉加斯的老城调研期间,只要走在街上,就真的感到恐惧。尤其是晚上,天黑之后根本不敢出去。街上也几乎没人。这种似乎很多没钱、没饭吃的罪犯正在背后集体凝视着我似的那种感觉,是我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我在2014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来没有在如此无序的空间里存在过。那种混乱和膨胀的感觉,似乎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厄瓜多尔的基多等地感受过,但他们也没给我‘可能要被杀了’的恐惧。但在这个地方有。”

  圣诞夜那一天,若热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家很热闹,房间里有6个小孩子在一起嬉戏。他拉着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的手,给我介绍。两人很可爱,眼神很纯粹,让我特别喜欢。但下一刻,若热的一句话则使我充满了绝望:“这两个孩子是没有爸爸的,他俩的爸爸在街上被枪杀了。”

  每次遇到一个当地人,我都试问“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他们的回答呈现出高度的统一。

  “和平”。这是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所共同渴望的。

  然而,此刻委内瑞拉的政经形势似乎与1989年那个时候有些相似。回顾其政治发展历程,除了民主,委内瑞拉也有政变的“传统”。拉丁美洲的政治有个特点,即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共存,并随时有可能被政变瓦解其合法性或正当性。

  “这是不是与这个地区的英雄主义(Heroism)有关?”我问若热。

  “有,但它是盲目的。盲目的英雄主义,”他回答说。

  下山前,我提出,“不过,委内瑞拉的发展肯定也需要外来的援助和投资吧。日本政府有着对外援助、日本企业有着对外投资的经验,你说,我们外界能做点什么吗?”

  维罗妮卡想了一想后,摇着头回答说,“恐怕很难。因为,我们的政府,包括受政府宣传影响的老百姓会觉得,依靠外来的援助发展本国经济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种封闭的观念在委内瑞拉很普遍,很顽固。”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见起色,委内瑞拉也许不得不选择“忍辱负重”——寻求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我很好奇,维罗妮卡和若热在内的委内瑞拉公民是如何看待“习马会”,以及即将在中委之间展开的更加深层次的合作的。

  “最近形势太差,几乎没什么人愿意来我们这里旅游,有些欧洲人出于兴趣来住一两个月。来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少,可能只有中国人吧。每天50到100个中国商人进委内瑞拉,但几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好像有他们的圈子,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中国人在干什么,” 若热说。

  谈委内瑞拉政府和公民如何看待外来援助,以及委内瑞拉未来发展模式时,维罗妮卡曾这样表达,“我不认为中国的援助能够解决我们国家的难题。政府提倡社会主义路线,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我们是有民主选举的,不能学中国的体制和模式。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心目中,对中国的认识只是来自日常和家电用品,但印象不好,虽然便宜,但容易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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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滑,中国将面临1981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风险。土地出让金收入2013年占地方和全国政府总收入的35%和23%。地方政府收入今年或将下降2%,成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首次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在2015年上半年可能更为明显。

  财政风险是2015年中国经济将要面对的首要风险,而这一点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35%,但土地招拍挂交易额在2014年下降了37%。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实际支付通常要滞后两个季度,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将在2015年进一步显现。

  通过分析4个省、53个市的17086笔土地交易数据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在成为土地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买家。2014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购买了江苏省出让土地总价的44%、浙江省的28%、湖北省的28%,以及云南省的28%。尤其在那些经济较不发达、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城市,该情况更为明显。与此同时,融资平台的杠杆率和财务压力却不断提高。因此,在未来几年里土地出让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或将出现结构性放缓。

  我们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研究在市一级政府层面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可持续性问题及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影响。我们选择了江苏省的常州市作为样本。常州是一个典型的房地产供给过剩的城市。过去几年,媒体一直称其新区为“鬼城”。

  但与此同时,常州的GDP增长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即使在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降至接近于零时,当地政府仍设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31%,以抵消房地产减速的影响。因此,常州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案例。

  理解了在市一级政府层面土地出让金如何影响经济表现,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2015年经济中的潜在风险。

  常州样本

  常州市位于江苏省中南部,距上海185公里,人口470万,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2994元。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常州按人口排名第35位、按GDP排名第83位。常州的发展历程代表了许多其他城市正在经历的增长模式。在江苏省,常州并不算最发达的城市。近年来常州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同时,伴随着工业化趋势,一些公司将业务搬迁至常州以利用较低的人工成本。

  1.随着土地出让金的下降,常州市2015年的财政收入将锐减。

  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常州市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的土地拍卖交易数据库包括了从2008年1月到2014年10月常州所有的3070笔土地交易。加总数据显示,常州的土地拍卖交易金额从2008年的54亿元猛增到2012年的494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入(379亿元)的1.3倍。

  然而,2014年,土地拍卖交易金额降至330亿元,同比下降30%,降幅前所未见。该数字是土地招拍挂交易的金额,而不是出让金实际支付的金额。

  2.融资平台延缓了土地市场调整的时点,但会加剧后继财政风险。

  关于常州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谜题是,在供给过剩的问题有待解决之时,房地产建设投资和土地拍卖成交金额在2013年仍然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常州的GDP增长保持在10%以上。如果房屋建造后无法出售,为什么还会有人继续购买土地呢?

  答案是,私人开发商和企业自2011年以来已大幅削减土地购买量,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买家。我们的数据库分析了2008年以来在常州购地的2180个买家。2008-2010年间融资平台只占20%的土地拍卖成交金额,但是其份额在2013和2014年急剧上升到70%。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在常州土地市场的购买份额从曾经的35%以上降至2013年的11%和2014年的2.3% 。

  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的崛起受到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工业化的放缓和城市化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过度扩张。在过去的十年中,常州经历了快速城市 化的阶段。城市面积从2008年的121平方公里增加至2013年的17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从2008年的270万上升到2013年的320万。与此同时,土地市场的买家结构今年来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2008年,工商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基地购买了常州市三分之一的土地供给。2009-2010年,房地产行业进入繁荣时期,多家国家级房地产巨头进入常州。2010年,保利地产、金地集团和龙湖地产总计购得价值45亿元的住宅用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块都是溢价成交,溢价率分别为120%、115%和50%。如此高的溢价此后常州土地市场极为鲜见。

  2011年以来,趋势发生变化。房地产库存大幅上升。出于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大型开发商迅速退出。两年后,由于现金流紧张和库存增加,当地规模较小的开发商也从市场逐渐退出了。

  融资平台成为了土地市场的主要买家。在过去的四年中,常州有14笔土地交易单价超过10亿元,其中只有一笔是被开发商购买,另外13笔都是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购买。有趣的是,开发商购买时土地有23%的溢价,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购买时都是零溢价。过去七年里,常州土地市场上排名前三的买家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36亿元)、常州市晋陵投资建设有限公司(71亿元)和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59亿元)。其中约88%的土地规划用途都是商用。

  如果没有融资平台的参与,过去的几年里常州的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或已经历了严峻的调整。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买地行为虽然延后了市场的调整,但却加剧了供应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城”地区。

  3.“后新城效应”开始显现。

  常州城市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是中心区,是常州历来的城市范围(钟楼、天宁和戚墅堰);另一个是新的城市外围地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从农村转变为城市。新城区包括两个新的经济区(新北和武进)以及两个县级市(金坛、溧阳)。

  这四个周边地区经历了“造新城”运动。在新北区和武进区,土地拍卖成交金额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触及历史高点,当地政府在这些地区大力发展新工业园区。在接下来的2012年和2013年,县级市迅速跟上。例如金坛在2013年卖出了价值127亿凤凰彩票平台元的土地,占到当年常州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的32.4%。在这127亿元中,93.4%来自于金坛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2010年到2013年,这四个新的城市外围地区(新北、武进、金坛、溧阳)分别占常州土地出让金收入的82%、93%、70%和83%。

  到了2014年,“造新城”运动已经放缓。随着这些新城区的投资热潮渐退,2014年四个周边地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市总量的比例仅为45%。经济基本面显然不足以支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常州的出口增长率已经从2008年-2010年的20%以上放缓到2013年的2%。过去十年中的人口流入也在2013年变成了人口流出。急剧降温的土地市场宣告了常州“造新城”运动的结束。

  4.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恶化。

  常州有15个地方融资平台发行了债券。2014年上半年,常州最大的五个融资平台的总资产规模是2650亿元,占全部样本的63%。常州市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报表呈现出财务质量的明显下降。自2012年以来融资平台的财务报表体现了如下趋势:总资产规模的扩张和杠杆率的上升、集团公司内外的交叉担保、应收账款的积累、可用于利息支付的现金流状况恶化。

  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遏制融资平台和相关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资产规模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在常州,15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资产从2008年的1280亿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末的423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4.2%。与此同时,融资平台的总资产与常州当地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8年的56.5%上升到2013年的93.5%。

  常州15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从2008年底的660亿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的269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9%。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与常州当地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8年的29%上升到2013年的58%。同期中,融资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预算收入之比从2008年的3.6倍上升到2013年的6.2倍。

  常州地方政府融资凤凰彩票网站平台的杠杆比率稳步增加,从2011年的57%上升到2014年上半年的64%,这表明近年来融资平台的资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借贷以及土地资产注入等支撑。

  融资平台能够持续通过外部借款(获取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来提高杠杆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担保网络。根据常州五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年度审计报告中的数据,其对内和对外担保的总额相当于净资产总额的比例在2012年已经超过了100%,并在2013年继续增加。我们具体查看了每个平台公司在2013年底的担保情况,其中25%提供给了它们的子公司,63%给了其他融资平台,10%给了其他国有企业,剩下的是给其他公司。

  我们分析了常州融资平台财务报表中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发现后者的规模大约是前者的10倍。通过查看和比较常州主要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报表附注,我们发现“其他应收款”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各种对应于政府部门或其他相关实体的应收款,例如城建项目资金或各种资金往来。

  常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其他应收款总量在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间几乎翻了两番,其中2013年出现了大幅跃升、金额几乎翻倍。2014年上半年,其他应收款总量约占总资产的30%。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应收款余额的平均期限在增加。常州五个最大的融资平台的数据显示,三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占总额的比例从2008年的不到5%增加到2013年的20%。这反映了常州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近年来有所削弱。

  常州地方融资平台财务压力的另一个标志是总资产回报率(ROA)较低,该比率逐渐从2008年的2.0%以上,降到2014年上半年的低于0.5%。这一趋势与前述应收账款的问题结合起来看,常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的现金流压力非常高也就不足为奇了。营业利润与财务费用的比例自2010年以来一直位于1倍以下,这意味着即使应收款和应付款不变,融资平台的主营业务仍然无法赚取足够的利润来覆盖其财务支出(根据常州两个最大的融资平台在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利息支付通常相当于财凤凰彩票平台务费用的120%)。

  江苏警示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样本扩大到江苏省所有的城市,以确定常州的情况在其他城市是否适用。在中国27个省份中(不包括直辖市)江苏按人口排名第五,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一。在经济总量方面,它是中国第二大省,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5.916万亿元,占2013年全国GDP的10%,仅次于广东。

  江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对象。虽然总体上它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省份,但其北部地区欠发达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内陆省份相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工业企业将其生产基地从昂贵的城市(如苏州)搬迁到更便宜的城市(如常州)。许多内陆城市也经历了类似常州的转变。

  1.各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减少。

  2008年江苏的土地招拍挂成交总金额是760亿元,相当于省GDP的2.5%,财政预算收入的28%。经过平均每年50%的复合增长,到2013年成交金额达到了5850亿元,相当于GDP的10%和财政预算收入的89%。然而在2014年,土地市场明显降温,土地招拍挂交易金额降至3460亿元,比2013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全省13个地级市中有12个出现了土地招拍挂金额的大幅下降。在这12个城市中,卖地成交金额下降的幅度从23%(南京)到67%(盐城)不等,而中位数是44%(苏州、镇江)。如果我们计算2014年土地成交收入下降占2013年财政预算收入之比,那么各城市下降的幅度从117%(宿迁)到20%(无锡)不等。同样,此处我们采用的是土地招拍挂金额而非实际已经支付给政府的出让金总额,后者可能在2015年出现比2014年更大幅度的下降。

  2.在相对欠发达城市,融资平台购地的现象更普遍。

  我们逐个察看了从2008年到2014年10月发生的14336笔土地交易,并对这些交易背后的8540个买家进行分类。这个微观样本覆盖了江苏省过去七年中90%以上的土地成交总额。

  与常州的情况不同,在省一级的数据中,土地市场买家的构成结构近年来一直较为稳定。2014年,43%的购买金额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37%来自开发商、15%;来自其他企业、3%来自其他地方政府实体、另有1%来自个人。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比重虽然比2008至2011年高了10个百分点,但是低于2012年高峰时的47%。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土地市场买家的结构出现了有趣的差异。我们将13个城市划分为三类:南京、无锡和苏州是最发达城市,位于江苏南部;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南通属于相对欠发达的城市,位于江苏中部;江苏北部城市则相对最不发达,包括淮安、盐城、连云港、徐州和宿迁。

  在江苏南部的城市,土地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市场为导向,参与者以开发商为主,这些开发商出于对这些大城市房地产需求的信心而不断购买土地。2014年,在南京、无锡和苏州开发商购地比例分别占69%、45%和58%。与此同时,越来越少的政府关联企业参与土地市场,它们的占比从2012年的29%下降到2014年的6%(南京)、27%到16%(无锡),以及25%到24%(苏州)。

  相反,过去数年里江苏中部和北部的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加到土地招拍挂中,2014年其比例在苏中和苏北地区分别达到62%和70%,高于2010年的19%和36%。在一些苏北城市,如连云港和徐州,2014年的比率高达92%和76%。

  苏南城市中并没有大量的政府融资平台参与土地市场的原因可能是:1)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发达,这意味着对融资平台推动基建投资的要求较低;2)城市化和家庭收入增长大背景下,更有弹性的房地产市场;3)政府理念更先进,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4)经济结构更依赖于服务业而不是工业部门。欠发达城市的融资平台之所以更多地参与了土地市场,反映了经济结构不够多元化、房地产市场缺乏吸引力、人口流出,以及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理念。

  3.融资平台主导的土地市场将加剧宏观经济的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导的土地市场将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首先,这与经济基本面的趋势背道而行。一个重要的证据来自于人口迁移的趋势。从2011年到2013年,所有的五个江苏北部城市都出现了人口的净流出。特别是连云港和徐州,分别流出了32.9万人和19万人,占到2010年当地常住总人口的3.8%和4.3%。与此同时,一级城市如南京和无锡则发生了7.6万人和5.5万人的人口净流入(约占各自原有人口的1%)。经济基本面的数字显示,苏南地区的土地市场应该比苏北地区的土地市场增长速度更高才对。

  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从2009年到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在苏南地区仅增长了116%,远低于苏中地区的174%和苏北地区的355%。为什么城市人口外流的地区土地出让金收入却增加得更多呢?我们发现是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积极参与了土地招拍挂市场。我们发现越是面临人口流出的城市往往越依赖于融资平台来购买土地,这之间有相当强的相关性。在面临人口流出的城市中,融资平台占到土地招拍挂金额的64%,而在人口流入的城市中这个比例只有32%。

  人口迁移的数据清楚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支持的土地市场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融资平台可能会暂时推高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大规模的资金配置到效率较低的地方。有些人可能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因此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未来可能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然而,苏北城市中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上的主导优势已持续多年,但苏北地区的出口增长并未明显提高,这表明以工业化为理由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不一定见效。

  其次,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加剧经济的不平衡。相比于转向更多服务业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苏南城市,苏中和苏北城市仍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苏南是53%、苏中是63%、苏北是73%。例如,苏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只有42%,同时2014年苏州的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的份额是24%;而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连云港(固定地产投资比GDP为93%)2014年政府融资平台占当年土地招拍挂总额的93%。

  第三,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上的过度参与会导致住房过剩情况的恶化。我们计算的潜在去化率(从上一年的土地交易数据推算规划建筑面积,再除以当年的销售量)显示,2014年苏北地区消化库存需要28个月,高于2013年的22个月;苏中地区平均是21个月,比2013年的13.6个月也有大幅上升。而苏南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然供应紧张。常州、连云港、盐城、扬州、宿迁一年的潜在供给平均可供两年多的销售。其中的一些地方被国内媒体称为“鬼城”。

  4.造新城的运动已经进入尾声。

  类似于常州的情况,与老城区相比,县和新建的工业园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更明显。在县和新建工业园区,土地招拍挂金额从2013年的2940亿元降至2014年的147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贡献了41%。自2008年有数据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土地招拍挂金额下降的情况。老城区的土地招拍挂金额虽然也出现了下降,但降幅较小,从2360亿元至1640亿元。

  5.苏北地区的融资平台财务状况恶化更严重。

  我们的数据库包括江苏省13个城市的200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资产截至2014年上半年达到1.2万亿元,债务总额达到7260万元。这些融资平台的规模近年来发展迅速。从2009年到2013年,其债务总额年复合增长率为19.6%,总资产复合年增长率为20.8%。相比之下,苏中和苏南城市的融资平台增长更快,其债务年平均增加27.8%,资产年平均增加28.2%;苏南城市的融资平台债务和资产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16.6%和17.5%。2009年到2013年间,苏北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占当地GDP的比率从40%升至42%,苏中地区略降至55%,苏南地区则降至62%。

  苏北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快速扩张与其在当地土地市场上主导地位的上升是一致的,这也体现在我们的土地交易数据中。因为购买土地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膨胀,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利润回报,所以融资平台可能不得不依靠借贷来完成这项交易。而融资平台更多地参与土地市场可能会给地方财政压力带来更大的风险。

  融资平台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在各个城市比较普遍,而在苏北城市更为明显。

  杠杆率提高:在苏北所有的五个城市中,资产负债率在2009年到2014年上半年之间都有上升,平均提高1.7个百分点。

  应收款累积:在2009年到2013年间,财务报表中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在苏南地区从15.6%上升至17.5%,苏中地区从24.2%上升至25.6%、,苏北地区从17.2%上升至21.6%。

  盈利能力下降:在2009年到2013年间,营业利润与财务费用的比率在苏南地区下降了0.4个百分点,苏中地区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苏北地区下降了2.9个百分点。

  整体风险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一个全国性现象,且在近年来变得愈加严重。2009年,在59%的城市中土地拍卖成交金额的规模不到财政预算收入的一半,只有14%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额超过预算收入。但到了2013年,20%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额超过了财政预算收入。

  在全国层面,土地招拍挂交易额从2013年的4.2万亿元下降到2014年的2.7万亿元,降幅37%。

  此外,我们考察了公开财务情况的1253家融资平台,分析了它们的各项财务指标在近年来的变化趋势。均出现了下述情况:

  ①杠杆率上升。全国的融资平台的杠杆率普遍出现了上升,其中值从2009年的48.2%上升到2014年中期的50.1%。全国大约有10%的融资平台的杠杆率超过了70%。

  ②利润率下降。大多数城市中的融资平台的股权回报率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值从2009年的4.7%下降到2013年的3.1%。根据2014年中期财务报告计算的股权回报率出现了进一步的下降,不过这可能和季节性有关。在2013年的中报数据中也出现了股权回报率的大幅下降(不排除季节性因素)。但是在2013年底又有所回升。

  ③在应收款方面,全国的数字要比江苏省的情况好一些。应收款占净资产的比例在过去数年中仅仅略有上升。

  在我们对江苏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土地拍卖市场的重要买家。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未能具体考察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具体情况。我们宽展城市样本,选择了浙江、湖北、云南三省,把它们作为中国内陆和沿海的代表。需要强调的是,选择这些省份并不是因为它们情况比别的省份更好或更差。在没有得到全国数据之前,我们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这些省份可以给我们未来的研究指引方向。

  这些省份的数据显示,地方融资平台在各自的土地招拍挂市场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并未像江苏的情况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在浙江、湖北和云南,地方融资平台分别购了28%、28%和22%的土地招拍挂金额。在这些省份内部的城市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融资平台在浙江各城市的土地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从1%到65%不等、在湖北是18%到72%不等,在云南是0%到50%不等。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架高速火车,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两排车轮,而土地财政则是驱动列车前行的关键引擎。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将在2015年突显,土地财政的全盛时期或已结束。若不及时调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能面临持续压力,目前的增长模式也将面临严峻挑战,而宏观风险也将因此加剧。

  目前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大结构性调整。比如全国范围内城镇化速度开始放缓,而同时劳动力市场保持良好弹性,通胀环境温和,给货币宽松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消费等措施提供了空间。若因土地财政失衡导致的财政收入滑坡能得到良好调整,财政收入转而侧重其它可持续增长因素,则经济结构再平衡也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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